布雷德利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一般说来，军事上应对对手的能力做出判断，而政治上则应对对手的意图做出判断。但是，政治判断往往影响军事判断。因此，政治上对意图判断的错误也就导致了军事上对能力判断的错误。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参与朝鲜战争的问题，美国的判断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仁川登陆前，美国对这一问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其分析大多集中在对中国意图的判断上，即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判断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仁川登陆以后，尽管中国从各个方面发出越来越明显的警告信号，但美国基于前一阶段的政治判断，对于中国的警告却置若罔闻，甚至不重视去做军事能力的分析。
美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意图判断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由于战争前夕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在白宫看来，这表明中国已经倒入苏联怀抱，中国正式加入了苏联集团。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美国认为既然苏联不愿因战争扩大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或世界大战，那么推论的结果必然是不允许中国大规模卷入朝鲜的军事冲突。布雷德利回忆说，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认为，使用中共部队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从政治上看，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对中国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同对苏联可能干涉北朝鲜的看法是一样的：这可能预示着俄国人正向世界大战迈进”。[41] 战争期间，中央情报局提供过许多自相矛盾或模棱两可的报告，不过10月12日的一份报告得到了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情报部门的一致赞许。这次报告再次肯定了早些时候的分析，即中国大概不会参战。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预，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1950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42] 从这个角度讲，日本学者中岛岭雄说得很对：“是美国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奠定了朝鲜战争的基础。它的主要出发点之一是中苏团结坚如磐石的荒谬说法。”[43]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对于中国将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的关注点与其说在朝鲜，不如说在台湾。美国认为，即使中国出兵，其矛头也是指向台湾，而不是指向朝鲜的。国务院就有这样的看法：中共极有可能不论朝鲜战况如何而在8月进攻台湾。[44] 军方的看法也是如此，如布雷德利所说：“我们认为北朝鲜发动的战争是莫斯科挑唆的，因而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这样，我们认为苏联比中国人干涉北朝鲜的可能性更大。假如中共打算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的话，以台湾为目标的可能性较大，我们认为中共是不会轻易插手，帮助俄国解决北朝鲜的问题。”[45]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当麦克阿瑟在8月初与蒋介石在台湾会晤后，杜鲁门十分惊慌，急忙于8月6日派哈里曼做为特使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46] 这也说明美国当时对中国军队动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台湾方面。
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不大可能参与朝鲜战争，一方面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引起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例如，在中国对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并进行轰炸提出抗议后，美国政府同意联合国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并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把这一建议转达给中国政府。同时，美国还通过潘尼迦向中国表示：中国就美机轰炸其领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当要求，美国都愿意尽力满足。[47] 此外，对于中国政府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也很关注。于是，大概是出于安抚北京的目的，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撤离台湾。记者问道，当联合国军恢复了朝鲜的和平与安全时，美国第七舰队是否将从台湾海峡撤退?杜鲁门回答说：“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当然没有留在台湾海峡的必要。它在那里是我国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的行动。”[48] 杜鲁门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显然是要给中国政府传递信息，预防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线问题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当时甚至考虑，一旦中国出兵朝鲜，美军便撤出战斗。布雷德利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一旦中国干涉，我们将从朝鲜撤军，准备实施非橄榄球作战计划”。布雷德利还向英国参谋长简要述说了这一政策。[49]
以上情况表明，美国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确很担心中国出兵干涉朝鲜问题，但经过分析，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出兵。仁川登陆的成功以及联合国军随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极大军事优势，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越过三八线并最终胜利地结束朝鲜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这时，白宫，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也不那么重视了，甚至对于中国的多次警告也充耳不闻，满不在乎。
美国推断中国不太可能出兵朝鲜的根据之一是中国军事行动的方向在台湾，但是在仁川登陆前后，各方面的情报和分析，已经使美国政府确信，中共军队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向台湾发动进攻。早在8月8日，凯南就向艾奇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如果我们没能作出像6月27日声明那样的反应的话，共产党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了台湾岛”。但“在未来的六周内，他们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已不是很大了”，而且，“如果这种企图在此期间不能实现的话，从目前情况的发展来看要再予实施便根本不可能了”。[50] 随后不久，哈里曼访问东京回国后向杜鲁门汇报了麦克阿瑟的看法。麦克阿瑟确信，中共军队目前不会入侵台湾，他得到的情报和照片都说明中共军事力量没有高度集中。[51] 大约两个月后，中央情报局也非常傲慢地推断，中共军队在1950年以内不会入侵台湾，否则就要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而在这一战争中，中共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52] 按常理分析，既然中国军队不可能进攻台湾，那么，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要有所行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在朝鲜半岛了。况且也确实有这种消息不断传来。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美国人没有重视这一点。
9月21日，即仁川登陆后第六天，华盛顿便收到美国驻印度大使哈德逊的绝密电报，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后认为，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三八线以北地区，中国可能会介入。[53]
9月24日，《纽约时报》刊登来自香港的快讯说，中国人正在议论朝鲜战争，讨论万一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后的对策。记者还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在鸭绿江边界进行部署”的情况。对于中国官方公开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些朝鲜籍士兵已经回国参加战斗一事，报纸评论认为，这是“有意警告：如果联合国军推进到中国东北边境，中国军队也将开进朝鲜”。[54] 对于这些报道，美国官方没有作出任何值得注意的反应。
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潘尼迦共进晚餐时告诉他，中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让美国人一直打到中朝边境。两天之后，这一消息通过英国外交官传到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一致认为，“这不过是中国恫吓威胁的宣传而已”。[55]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国庆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警告美国政府：“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是中国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声明。[56]
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以后，关于中国军队将入朝参战的情报、消息、分析源源不断地传到白宫和五角大楼。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等许多地方来的电报，都报告了同一件事：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于当日凌晨召见潘尼迦，并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杜鲁门却认为潘尼迦只是共产党的传声筒，而周恩来的恫吓是为了阻止联合国通过即将表决的八国提案。艾奇逊虽认为这是一次重要警告，但又说“这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57] 同一天，荷兰外交大臣斯蒂格对美国大使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中国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第二天荷兰又通报美国，荷兰驻北京的代办认为中国不想打仗，但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深入北方，则中国可能会在“情急时”采取行动。[58]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根据潜入中国东北的国民党特务提供的情报报告说，比较准确地获得了沿满洲和北朝鲜边界的中共军队的数量和部署。中央情报局认为，这些情报与其他情报一起，向联合国军发出了明确警告：共产党的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59]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的警告和信息，美国政府竟然无动于衷，这的确令人感到奇怪。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美国政府为什么对于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如此漠然的态度。这里既有对东方式的交际手段和信息传递手段的不理解，也有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不足；既有对中苏关系状况的错误判断，也有对中国高层领导意图的盲目认识。总的说来，到1950年10月中旬，即北京正在紧张地讨论如何出兵抗美援朝，入朝部队已经整装待发的时候，华盛顿还陶醉在那种胜券在握的狂妄和喜悦当中。在政治上，美国依然认为苏联不敢，也不愿让中国冒险参与战争。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的意见就是这样：“苏联领导人不会认为为了夺回朝鲜失去的东西，而值得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进而承担战争的严重风险。我们认为，俄国人和中共干涉朝鲜，要冒世界大战的风险，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因此，苏联和中共不会对朝鲜进行干涉。”[60] 在军事上，美国依然认为中国军队根本无法与美国军队作战，所以不会出兵。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谈时对杜鲁门说的一席话反映了这一点：中国人“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但是他们没有空军，如果南下，“那一定会遭受惨重的伤亡”。既使有俄国的飞机来支援中国的地面部队，也不足为患，因为“俄国空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来”。麦克阿瑟还骄横地断言：“假如中国人要向平壤进军，那里将会有一场血腥的屠杀。”[61]
这时美国的状态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管有什么消息和劝告，就是没有人相信与中国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人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有人有意要造成这种局面。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麦克阿瑟受命挥师北进的前提就是中国没有出兵，也没有将要出兵的声明。因此，麦克阿瑟宁可相信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眼看到手的全面胜利以及由此得到的荣耀，绝不能因为一些消息和传言而成为泡影。对于杜鲁门来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愿意接受中国不会出兵的判断。如前所说，赢得全面胜利而结束朝鲜战争对于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民主党的地位关系甚大，而政府又绝不能承受一旦中国出兵而招致的判断失误的指责。这或许是杜鲁门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后兴师动众跑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晤的真实目的。尽管杜鲁门本人回忆说此行的目的是向麦克阿瑟了解关于战争的“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但参加会晤的惠特尼根据记录认为：“凡是向麦克阿瑟提出的任何问题，华盛顿都已掌握了将军的全部观点。像这类事情本来只要通过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通讯联系，就可以获得满意的解决。”[62] 在麦克阿瑟做了中国不会出兵的十分肯定的保证之后，杜鲁门感到心满意足。中国是否真要出兵朝鲜，已经不是白宫最担心的问题了。
如果美国政府在三八线一带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清理一下被胜利冲昏了的头脑，对问题就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其后果也不会像实际发展的那么糟糕。国务院的一位远东问题专家阿列克西斯·约翰逊就比较清醒，他对周恩来10月3日凌晨的警告很重视，并向国务院建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声明完全看成是虚张声势，进一步探讨保持美国的战术海空支援‘保护伞’，而完全使用韩国部队征服北朝鲜的可能性，是十分必要的。”布雷德利不无遗憾地感叹道：“不幸的是，约翰逊有见解的意见未引起应有的重视。”[63]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美国军队不越过三八线，而仅仅以空军支援南韩部队的进攻，那么中国军队很可能就不会跨过鸭绿江。或者，如果美国军队像英人国建议的那样，只停留在平壤-元山一线而不再前进，那么很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中国军队出而不战，两军在平壤-元山一线形成对峙。换个角度，我们可以同样假设，如果作为制约因素的苏联或中国公开发表声明，明确表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就将引发苏联或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那么，联合国军就很可能止步于三八线。不管怎样，其结果都会与后来的实际状况大不一样。然而，狂妄骄横的麦克阿瑟却不顾一切地大举向北推进，甚至违背了9月28日作战计划中关于美军不进入中朝边界的原则，联合国军部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直奔鸭绿江边。当韩国第三军第六师饮马鸭绿江时，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发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同时，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大规模介入，使美国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美国政府不得不饮下他自己酿造的这杯苦酒。
发表于《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