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虽然对武力解决朝鲜统一的计划表示认可和支持，但他决不愿对此承担责任。斯大林在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后接着说，朝鲜朋友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商量，因为毛泽东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16]什特科夫也曾两次提醒金日成，关于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他需要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于是，金日成通过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告诉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但对细节问题只字未提。毛泽东告诉朝鲜大使：他欢迎金日成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访问。毛泽东还提醒说，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17]这时毛泽东可能了解到金日成的大体意图，但显然还不知道金日成的具体计划，也不知道金日成与斯大林会谈取得的进展。[18]于是，就有了金日成1950年5月对北京的秘密访问。

关于金日成秘密访华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金日成在访苏后没有再访问北京，[19]也有人说访问的时间是在4月金日成访苏回国途中，或者说是在4月7日至26日之间。[20]根据师哲的回忆以及最近披露的俄国档案材料，我们知道，金日成在访苏后确实来北京进行过秘密访问，具体的时间是在1950年5月13日至16日。[21]

在金日成和朴宪永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便与毛泽东举行会谈。朝鲜领导人首先通报了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中国的同意。毛泽东很客气地提出意见说，你们的李相朝已经同我谈过几次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一再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对此，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终止了会谈，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要求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22]

5月14日晚，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在电报中，斯大林明确肯定了金日成所说的内容是确实的。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发表了这个电报：“在同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表示了这样的观点，鉴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同志实现祖国统一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已经确定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做最后的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问题的解决必须推迟到进行重新讨论之后。朝鲜同志会向您转达会谈的详细内容。”[23]这封电报的口气软中带硬，看似征求中国意见，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了中国方面，逼迫毛泽东表态。如果中国不同意，就将推迟朝鲜的统一，如果中国同意，则“最后的决定”就是中国与朝鲜做出的。看来毛泽东是不能不同意了。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说，他已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他认为，仍然有必要像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4]在毛泽东看来，如果需要中国直接对北朝鲜提供援助，那么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先做好一定准备是必要的。然而，信心实足的金日成只需毛泽东点头同意他的计划，而并不需要中国提供援助。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毛泽东明确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不过，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日本军队参与的可能性问题，甚至，他还提到美国军队可能的干预问题。毛泽东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中国将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金日成对于毛泽东所说的危险毫不在意。他相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日本军队参战的情况，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金日成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根本不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5月16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发来电报，同意中朝缔结一个友好同盟条约，但不是战争发动之前，而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25]

这就是金日成在战争爆发前秘密访华以及毛泽东了解和同意金日成进攻计划的大体过程。我们可以做出的结论是：

第一，金日成访问北京只是奉斯大林之命来要求中国同意他以武力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计划，他并不需要中国的援助，[26]因此没有向中国透露他的进攻计划。在此之后，中国也不了解金日成和苏联军事顾问制定的具体计划。据师哲回忆，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了一名校官来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27]

第二，对于金日成的具体进攻计划，毛泽东既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没有真正把朝鲜半岛即将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上。虽然中国与北朝鲜政府在1949年10月6日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直到战争爆发时，中国在平壤还没有正式设大使馆，任命不久的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因病还在武汉休养。在平壤仅有的中国机构是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的商业代表处，而且其主要负责人温士祯也在沈阳休假。[28]毛泽东提出援助北朝鲜，是以其领土受到侵犯为条件的，而这一点当时又根本不在金日成的考虑范围之内。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国内状况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看，毛泽东是不情愿看到在这个时候(中国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29]、在这个地区(中国在东北几乎没有正规部队)[30]爆发一场可能威胁到中国安全和稳定的战争的。中国同意金日成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和被动的。所以说，毛泽东根本不可能参与金日成的战争准备和策划。

其中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搏斗的决战时刻，毛泽东显然无暇顾及朝鲜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又面临着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稳定全国政治局势的繁重任务。就全国范围内的工作来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在中国领导人议事日程之中了。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说：“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宣布“战争一关，已经基本过去了”。[31]中国对朝鲜爆发的战争没有政治准备、军事准备和心理准备的事实说明，在战争爆发前，中国确实无意对朝鲜冲突进行干涉和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