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领导人的深层忧虑

对以上中国介入朝鲜冲突并最终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的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看出，中国出兵朝鲜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己，[85]而毛泽东的忧虑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方面考虑，避免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夕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即表明了在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中，新中国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又赴苏谈判，几经磨难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条约本身仍然包含着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因素，但毕竟在寻求国际援助方面取得了苏联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不仅如此，在中苏两党的会谈中，苏联还一再表示要让中国在亚洲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使新中国承担起在亚洲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在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处于危难之机，斯大林和金日成共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考虑自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声誉。当时的形势是，苏联、朝鲜和诸多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翘首等待中国政府做出决定。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在给中国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是朝鲜的唯一希望。[86]据当时在苏联大使馆的中国外交人员回忆，朝鲜局势逆转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社会舆论都认为中国应该出兵援助朝鲜。而当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后，这些国家的报纸一片欢呼，甚至组织群众上街游行。[87]中国共产党承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斯大林对毛泽东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怀疑新中国将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个帽子”。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88]

中国作为一个刚刚诞生而又贫穷落后的大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需要得到国际援助，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已经与中共处于对立状态，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使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方针公开化和明朗化。这样，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这是毛泽东的第一层忧虑。

其二，从军事方面考虑，避免在中国东北境内打一场无法避免的中美之战。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越过三八线的目标决不仅仅是要消灭北朝鲜政权，而是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领土渗透，因此中美之战在所难免。对于美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毛泽东始终是有警惕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还是从美国“安全战略”角度讲，毛泽东认为美国绝不会甘心失去其在中国的影响，它都在寻找机会控制这块远东大陆。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担心美国要参与中国内战，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军事部署。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毛泽东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与朝鲜仅一江之隔的东北地区。麦克阿瑟的战争叫嚣，无疑加重了中国对东北遭到入侵的担忧。麦克阿瑟访问台湾，美国加强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都使毛泽东确认了美国坚持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敌对状态的看法，也认定美国将执行一种以台湾为据点向外扩张的军事侵略政策。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一旦美国占领了北朝鲜，难道不会执行一种以北朝鲜为据点的军事扩张政策?毕竟台湾与大陆隔着一道海峡，而朝鲜与中国仅仅一江之隔，况且美国的远东军事力量几乎全部集中在朝鲜半岛。毛泽东非常担心美国继占领朝鲜半岛后进而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使东北三省成为战场。周恩来在8月26日国防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很多迹象表明，美帝马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但其总的企图是不断地以一个一个局部战争推动为世界大战，我们就要将其发动的局部战争，一个一个地打下去。”[89]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战争总是要一个接一个爆发的，与其等到美国跨过鸭绿江再打，不如现在就打出去，争取在朝鲜境内就将战争制止住。

从后来美国公布的档案看，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美国也没有与中国作战的计划和企图。[90]显然，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发展和美国进攻北朝鲜意图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当然，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集团的蠢蠢欲动相比，艾奇逊等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91]不管是麦克阿瑟狂妄言行的误导，还是毛泽东对情报判断的失误，总之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将把中国东北做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这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层忧虑。

其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东北。

使毛泽东担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苏联。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了对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主要的分歧和争论就是东北问题，这是中苏双方都十分关注的焦点。毛泽东心里明白，中苏条约确定的苏联归还中东铁路以及旅顺、大连的日期，是中国“虎口夺食”，硬逼出来的，难道斯大林就不会利用中美之战的机会，以中苏同盟为借口，重新返回东北吗?况且，苏联的很多做法也的确增加了中国领导人的疑虑。当朝鲜局势出现危机时，在平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扎哈罗夫曾建议金日成向中国请求援助，并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转移到满洲整编。[92]斯大林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也提出：要朝鲜同志做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干部撤到中国东北，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93]斯大林还曾直接给北京发电报，通知中共中央：“金日成同志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94]苏联再三提出让北朝鲜政府和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实行反攻的建议，这无异于把朝鲜的战火引向中国。中国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出兵朝鲜与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或者让北朝鲜残余部队撤进中国境内，重新整编和装备后再返回朝鲜。显然，选择后者将使美国以追赶北朝鲜败军为名入侵中国东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即使中国不出兵，中美之战仍不可避免，只是这样一来，战场则是在中国境内。使问题复杂化的主要之点在于，一旦美国跨入中国境内，苏联便极有可能派几十万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这样，即使中苏联手打败美国军队，中国也将再次面临一个如何请苏联撤军的麻烦，而且还很可能延迟苏联归还中东铁路及旅顺和大连港的日期。甚至美国情报机构也估计到一旦美国对中国境内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根据中苏条约将给予适当的军事支援”。[95]而这恰恰就是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个忧虑。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是不得不出兵朝鲜了。

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忽视或抹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援助朝鲜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直接结果是拯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从而使得中国的东北有一个友好的邻国。更重要的是，新中国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建国初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面对世界头号强国，英勇奋战，致使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也不得不来到谈判桌前。这的确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特别是给许多弱小的国家做出了不畏强权的榜样。但这些都是中国出兵的结果，而本文研究的侧重点，只是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

该文是提交1996年1月9～12日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亚洲的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刊载时文章题目改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并有少量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