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出兵朝鲜与中苏结成同盟有什么直接和内在的联系?面对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危急局势，作为同盟国的中国和苏联所采取的对策有什么不同?他们各自的出发点是什么?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十分感兴趣的。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以及作为盟国的苏联在中国出兵的问题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90年代以前，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和原始材料，历史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大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从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和执行的政策来追寻他们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官方的出版物来判断历史发展的进程。进入90年代之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其他一些文献，其中公布了大量有关中国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随着这些重要文献资料的发表，国内外陆续出现了一批利用中国新材料研究中国介入朝鲜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
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俞成哲、姜相浩、李相朝、林隐、郑相晋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的前苏联外交人员和军事人员(如什特科夫、贾丕才、洛博夫、波尔特尼科夫、索济诺夫等人)。与此同时，俄国档案开始大量解密，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与他们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朝鲜战争的前苏联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此后不久，俄国有关部门又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将这些材料卖给了西方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俄国档案的英文本。俄国发表的当事人回忆录和访谈录，特别是俄国档案文件的解密和传播，引起了俄国、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不过，综合利用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还不多见，且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的公布尚不全面，有关各方当事人的回忆时有偏颇和疏漏，以至研究者对中国出兵的决策问题常有迷惑、舛误和分歧。例如，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派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对出兵朝鲜有哪些分歧?是斯大林逼迫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同意了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决定?中国是否在战争的危急关头对派军队入朝作战犹豫不决?周恩来赴莫斯科谈判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出兵还是说服斯大林同意中国出兵?斯大林是否违背了苏联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诺言?斯大林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根本方针是什么?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结果是加强了中苏联盟还是削弱了中苏关系?
本文拟在对比研究中俄两方面档案材料和有关回忆资料的基础上，重点搞清楚中国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中苏领导人考虑这个问题时的不同出发点，以及当时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对中国决策的微妙作用和影响。
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关于中苏对朝鲜冲突方针和策略的变化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决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下制定的。[1]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俄国档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2]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3]斯大林本人对朝鲜战局的进展十分关心，他希望苏联支持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当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后进行休整时，斯大林担心朝鲜同志因害怕“美国飞机对北朝鲜领土的攻击”而停止前进，即指示金日成“绝对必须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朝鲜而不给(美国)入侵造成机会”，同时建议朝鲜政府“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的攻击和军事入侵”。[4]
然而，尽管斯大林一心要北朝鲜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他决不愿意公开表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支持。当北朝鲜军队向三八线以南进军时，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中的苏联顾问。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一事件。这是金日成的事。”为此，斯大林还特别指示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考虑到瓦西里耶夫首席军事顾问的地位，我们认为他留在平壤是十分有益的。”[5]当朝鲜人民军的进攻由于美国空军的干预而受阻，一些军官开始对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产生怀疑时，金日成于7月8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信，请求莫斯科“允许将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派往人民军前线参谋部和第二军团参谋部”。[6]在此之前，什特科夫曾答应金日成劝说莫斯科接受这一请求。为此，斯大林在回电中严厉指责什特科夫未经请求“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是“错误的”，“你应该明白，你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特别强调：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7]
当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斯大林除了继续对朝鲜战局进行军事指导和提供军事装备外，开始加强了精神鼓励。斯大林在8月28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一方面建议北朝鲜把空军集中于前线的进攻上，并答应“为朝鲜空军再增加攻击机和战斗机”，另一方面则安慰金日成不要为“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甚至出现某些局部的挫折而感到烦恼”。斯大林以苏联在内战和对德战争中的经验鼓励金日成，并称赞朝鲜“已经成为亚洲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解放运动的旗帜”。[8]总之，直到美国仁川登陆以前，苏联对朝鲜战争采取的是非常积极的方针，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同样十分明确的是，斯大林支持北朝鲜取得战争胜利的限度是莫斯科不能公开和直接卷入这场冲突。
朝鲜战争的爆发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重视，全国范围内的工作重心也没有因此而转移。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一天，中央复员委员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9]甚至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没有因为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立即放弃。[10]显然，在战争爆发之初，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尚未转移到朝鲜问题上来。美国全面卷入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重视朝鲜战局问题，并进行了军事方面的部署。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拟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和3个空军团共25万5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限8月5日前在东北集结。[11]
随着朝鲜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美韩釜山防御战线已经稳定下来的时候，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12]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13]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8月26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国防会议上又提出要把对朝鲜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要设想战争的长期化，要考虑到出国作战的问题，“如果出国作战的话，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14]
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在7月初就已经提出来了。巴加诺夫引证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答应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还说中国的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15]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非常关注朝鲜的战局，并有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准备。但如果由此得出中国在战争初期就决定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对比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很可能是斯大林对中国没有对朝鲜战争作出积极反应表示出了不满，因而要罗申探询中国的态度。[16]而周恩来关于中国已经在东北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显然是在应付斯大林，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关于这方面的部署还未付诸实施。此外，周恩来还提出了中国出兵的先决条件——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而7月初的状况是北朝鲜军队正在大举进攻，根本就谈不上美国人越过三八线的问题。随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中国领导人的确越来越关注战争形势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日益积极的态度。但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战略部署还是属于防御性质的，当时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问题的考虑，总体说来，是从军事防御角度作最坏的打算，而不是已经确定的战略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