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界经久不衰的课题。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玛丽·福特曾对8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朝鲜战争的学术成果做了全面而系统的介绍，[1]中国的军事史研究者徐焰和曲爱国则对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合论述。[2]本文的重点在于介绍80年代末以来在朝鲜战争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材料、阐述的新看法。限于篇幅，上述文章已经评介过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涉及。
关于新的文献资料及其来源
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布，国际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两次高潮。1976年美国国务院编辑的多卷本文献资料集《美国对外关系》开始公布有关朝鲜冲突的美国档案文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绍美国军方对朝鲜政策形成所起的作用的两部著作。其时，英国档案也陆续公布出来。到1984年，《美国对外关系》中朝鲜战争时期的各卷全部出齐。这一时期，西方史学界关于这场战争及其起源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第二次研究高潮出现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7—199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4卷，同时出版的还有《彭德怀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和其他一些文献。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1988年)和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档案材料。与此同时，中国还出版了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3]中国文献资料的公布不仅促进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保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全部复本，有关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决策的46封电报全部被译成英文在美国杂志上刊出，[4]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论著将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作为附录全文刊出。[5]此外，笔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已经由旅美学者陈兼译成英文，不久即将出版。
90年代初，俄国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回忆录和采访录，其中包括在苏联政治避难的前北朝鲜高级领导人(如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长俞成哲、朝鲜内务省副相姜相浩、朝鲜驻苏大使李相朝、朝鲜劳动党书记处书记林隐等人)，以及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和了解内情的前苏联外交和军事官员(如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贾丕才、第64防空集团军司令格奥尔基·洛博夫、担任驻朝军事专家领导工作的格奥尔基·波尔特尼科夫、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的首席顾问瓦伦丁·索济诺夫等人)。有关这些回忆和采访的文章在俄国、韩国和美国的报刊杂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这一时期，在研究者中特别引起轰动反应的是有关朝鲜战争的苏联档案开始大量公诸于世。在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前夕，俄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关于1949—1953年朝鲜战争问题的档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与金日成、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中苏朝三国领导人之间以及苏联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往来函电。这些总计1000多页的新的原始档案材料分别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军事档案馆。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其中的215件档案交给了来访的韩国总统金泳三，不久韩国外交部东欧局的白宙铉等人就根据这些文件编译出韩文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随后在香港便出现了这个摘要的中文本。[6]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发掘出不少俄国档案材料，并在他们的论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7]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朝鲜研究中心还与俄国外交部的外交学院签署了共同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学术合作协议，从而得到了一批俄国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该中心正在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合作，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和翻译。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将这批文件的复印件提供给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存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图书馆的第七层，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16件档案(由曼绍洛夫和威瑟斯比)译成英文在该中心编辑的《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5/96年第6—7期刊出。笔者最近在莫斯科访问得知，俄国学者又在档案中找出约2000页关于朝鲜战争的新文件。
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的涌现，朝鲜战争研究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披露，各种不同的新观点和新问题也开始出现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中。
关于1949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1949年，朝鲜半岛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战争边缘状态，南北双方剑拔弩张，都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尽管在三八线附近冲突和交火事件不断，这一年并没有发生战争。为了搞清这个问题，研究者首先考察了这一年的3—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
韩国学者金澈凡认为，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第一次向斯大林通报了他要进攻南方的计划。由于北朝鲜军队还没有获得对南朝鲜军队的绝对的优势，斯大林对此态度消极。但这并不说明斯大林不赞成，而是表示要到北朝鲜的军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实行这项计划的时候，才愿意支持金的计划。朴文洙对这次会谈分析后断定，斯大林对朝鲜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很感兴趣，似乎已经在设想或考虑不久的将来在朝鲜燃起战火的可能性。[8]与此相反，大多数学者根据俄国档案披露的会谈记录认为，会谈中虽然谈到了三八线附近不断出现的麻烦和冲突，但并没有涉及使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俄国学者曼绍洛夫指出，与西方文献中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广泛流传的说法相反，两位领导人并没有计划或讨论过一个传说中的金日成进攻南方的方案。俄国文件证实，那些基于《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谓３月５日会谈期间金日成迫使斯大林支持通过促使南方爆发起义来发动进攻的纯属推测的传说，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而所谓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在制定出更详细的计划之后再到莫斯科来，这更是想入非非。至于会谈中有关军事援助的问题，曼绍洛夫解释说，1948年12苏联军队从朝鲜撤出后，暴露了北方军事上的脆弱，而南方好战领导人关于“北进”的狂热叫嚣更使北方对其军事上的压力感到高度紧张。因此，金日成极力要在朝鲜半岛上实现一种军事上的平衡。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采夫也指出，许多留意朝鲜地区局势的人都注意到，１９４９年春李承晚政府开始对北朝鲜表现出一种新的强硬态度。后来它被解释成一种“威吓政策”。它旨在阻止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以换取美国承担防御义务，并保持对南方的压力。这种新的“威吓政策”使莫斯科和平壤政策制定者的头脑里造成了一个极大的疑问，即是否应该根据南朝鲜的意图和实力来重新看待南北方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9]
到1949年夏季，朝鲜半岛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对于南朝鲜的战争叫嚣和军事准备，朴文洙认为是北朝鲜领导人企图通过指责南朝鲜将在夏天向北方发动一场全面进攻来哄骗苏联领导人。为此，平壤向莫斯科发出假情报以便争取苏联批准北朝鲜的计划。尽管斯大林原则上并不反对北朝鲜的军事行动，但他担心美国在平壤达到其目标之前干涉朝鲜问题。曼绍洛夫则指出，1949年上半年，南方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军事优势正在迅速地消失。美国军队陆续撤退，使他们在军事上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渴望在美军离开南方之前发动一场对北方入侵的原因。但是，与北朝鲜的日渐强大相联系，南朝鲜在促使美国承担防务责任和取得实际军事援助问题上所遭受到的挫折，肯定对李政权在美军撤出后实现北侵计划的企图，起了积极的阻遏作用。[10]
俄国档案材料还披露出1949年夏秋斯大林阻止金日成实现其军事计划的内情。很多论著都提到苏联不同意北朝鲜关于进攻瓮津半岛以及在三陟地区建立解放区的计划，甚至放弃了苏联军方提出的重新在朝鲜部署一些苏军作为前哨试探性防线的紧急对策，斯大林还对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支持北朝鲜军事行动而没有向莫斯科汇报提出严厉指责。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到1949年夏季末，北朝鲜与苏联政府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看法上分歧越来越明显。前者要求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后者则指示加强在南方的游击活动并开展和平统一运动。关于这个问题，托尔库诺夫认为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首先是为了防止南方进攻，而北朝鲜领导人则是急于在受到南朝鲜入侵的威胁时能抢先发起进攻。朴明林认为，苏联主要考虑的是，从目前国内外的形势来看，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对南方的进攻，会为美国向联合国要求允许对南朝鲜派兵提供借口。而外国军队在南韩的长期占领，最终将导致朝鲜统一的推迟。曼绍洛夫则认为，斯大林显然已经相信，他很可能会在朝鲜被他的对手拖下陷阱，从而使他在还没有准备好同主要敌人冲突的时候，就被迫同美国作战。[11]
对于1949年朝鲜半岛局势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曼绍洛夫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在1949年初，南方有过向北方侵略的企图，但它缺乏实现这一进攻性目标的军事能力。至于北方，它这时不仅没有南侵的意图，而且除了守卫边界线以外，它的军事力量没有给人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通过夏秋季紧张的临战体验，南北双方对于朝鲜内部不可避免的武装冲突，得出了正好相反的教训。南方显然认为，它已经丧失了机会，不再能够凭藉自己的实力通过战争赢得胜利，从而开始摆出一种防御的态势。与此相反，北方则认为，只要在汉城存在着一个充满敌意的政权，南方侵略的阴云就将始终笼罩在北方的上空，因而不应当再对南方的武装骚扰忍气吞声。它不能冒险等着李承晚来决定是否对自己发动入侵，而应当对南方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朴明林的观点是，战争在1949年没有爆发的决定性的原因在于：苏联方面没有同意北朝鲜的计划；中国的革命尚未成功；北朝鲜还没有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是到了1950年，这三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12]
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
朝鲜战争的起源是各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俄国档案开放以后，关于这个问题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看法。1995年7月24—25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讨论朝鲜战争史的专题学术会议，不仅有各国专家、学者参加，还有许多战争期间供职的军人和文职人员旁听，并提出问题和进行评论。会议讨论了新的档案证据对长期存在的“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争论的影响。金学俊、陈兼、詹姆斯·马特雷、约翰·梅里尔等许多与会者都认为，俄国和中国的档案证据以及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和访谈录已经削弱了近几十年来认识的基础，即朝鲜战争多半被描述变一场国内战争。然而，马特雷同时又告诫说，有些朝鲜战争研究者试图恢复“传统派”的解释也歪曲了这一冲突的性质。多数学者认为，“传统派”与“修正派”两个极端的分析几乎使一代人对朝鲜战争的研究陷入了二者必居其一的境地，现在摆脱这种状况的时刻已经到来。[13]
各国学者普遍认为，俄国档案文件已经对1950年上半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发展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当1950年初金日成再次向苏联提出他的军事计划时，斯大林表示可以考虑；经过斯大林与金日成的3月会谈，苏联同意北朝鲜以武力手段解决统一问题，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苏联军事顾问与朝鲜人民军共同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并付诸实施。尽管如此，对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内在因素和根本原因，学者中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工作了15年的瓦列里·杰尼索夫博士强调1949年和1950年南朝鲜领导人的战争叫嚣使得莫斯科同意了对南方发动进攻，苏联领导人认为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是解放了李承晚，使他得以企图通过武力手段达到统一。而李承晚一伙的战争叫嚣受到莫斯科的认真对待。金学俊同意沿三八线的军事冲突是莫斯科最终决定向南朝鲜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主要原因，但他强调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在决定进攻南朝鲜中的关键性的作用以及毛泽东卷入决策的重要性。约翰·梅里尔则认为一种关于战争的地方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正在出现。朝鲜作为一个国家的分裂，应归咎于超级大国的影响，但也应归咎于日本的殖民主义和朝鲜的政治历史。半岛分裂后的不稳定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撤出，而冲突是在战争爆发后才国际化的。[14]华庆昭指出，朝鲜统一问题是朝鲜民族的内部事务，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别人都无权干涉，至于说到朝鲜战争，核心问题是美苏两国应共同承担责任。金澈凡也提出，对朝鲜战争事实的研究，应当同时考虑到国内局势和国际政治。不能否认，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已被美苏一分为二，而朝鲜半岛当时已经保持在冷战格局之中的这一事实，应当是战争的主要根源。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任何仅仅根据推测而试图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参加者一方的做法，都是应当避免的。[15]沈志华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把朝鲜冲突放到冷战形成的国际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南北朝鲜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因此，战争的爆发就如同在一场对抗性极强的搏斗中，做好准备的一方抢先出拳而已，战争的基础则在于三八线把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区域(或国家)，在于战后美苏两国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冷战局面，在于世界分裂为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对抗集团的格局。[16]
关于朝鲜战争起源讨论中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与朝鲜战争爆发的关系。有很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4月与金日成的代表金一会谈时就支持金日成的作法，并同意把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士兵送回国；1950年2月与斯大林会谈时又表示赞同金日成的进攻计划；1950年5月与金日成会谈时更进一步表示要给金的军事行动以直接的援助。而曼绍洛夫的文章和白宙铉等人编译的《韩国战争文件摘要》明确提出是苏联、朝鲜和中国共同策划了这场战争。这一结论似乎支持了传统学派关于“共谋论”的观点。[17]
关于斯大林与毛泽东商议的问题，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提供的情况是，斯大林在接到什特科夫1月30日关于金日成要求实现其军事计划的报告后，有一个多星期拿不定主意。他给毛泽东发了措词很谨慎的密电，模棱两可地说：假如对于成功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就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同北京再次协商之后，2月9日，斯大林同意在朝鲜半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赞成平壤通过军事途径统一祖国的意图。这一天实际上就是朝鲜为了用武力统一两个国家而进行进攻性战争准备的正式开始。沈志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沃尔科格诺夫引证的材料有误，因为斯大林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并没有向他提过金日成的计划，更不可能通过电报进行商议。[18]关于毛泽东与金一会谈的情况，托尔库诺夫和乌菲姆季夫注意到金日成曾三次同苏联外交官们交换过毛泽东与金一的会谈内容，而这几次报告有实质上的差别。在1949年5月14日的报告中金日成讲，毛泽东与金一认真讨论了朝鲜局势，并强调金日成应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在必要的时刻，中国会派军队进入朝鲜。但是，金日成1949年9月12日和1950年1月17日通报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告诉金一，近期出兵南方不妥当，理由是，总的形势对北朝鲜不利，而且中国正忙着与蒋介石作战，不会给北朝鲜多大的帮助。[19]
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他不会支持在中国的东北边境爆发一场可能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1949年对金日成的人力支援是因为北朝鲜受到战争的威胁；毛泽东与斯大林从来没有讨论过金日成的计划；而1950年5月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对金日成的方案表示认同。另一方面，尽管斯大林强调金日成的计划必须要得到中国的同意，但金日成并不愿意让毛泽东介入他的事情，甚至对中国封锁消息。[20]薛礼泰认为毛泽东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有两个原因：第一，金日成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夸大了斯大林对进攻南朝鲜战役的热情；第二，毛泽东已经要求苏联援助进攻台湾，因此担心对金日成的计划提出怀疑可能会刺激斯大林在中共进攻台湾问题上的神经。[21]结论是，金日成反复向苏联提出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终于在1950年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