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对朝政策变化的原因

学者们注意到，俄国档案文件提供的关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变其政策的理由的唯一证据，就是1950年5月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所说的，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有可能同意朝鲜同志的计划。于是，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意味着什么，就成为说明苏联政策变化原因的主要根据。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

在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引起了争论。巴让诺夫断定由于冷战在1950年已经全面展开，在朝鲜的战争就成为可以接受的了。斯大林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对苏联的严重危胁；对整个朝鲜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鲜也获得成功；斯大林还受到他本人对核武器以及美国失去中国的认识的影响。杰尼索夫博士坚持认为，斯大林所谓“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既然美国已经抛弃了蒋介石，也就不可能为朝鲜进行一场战争。第二个因素是掌握了核武器，这就使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这张王牌”的能力。冈察洛夫则认为应该更仔细地考察掌握核武器对斯大林思想的影响，因为虽然他有了原子弹，但他还没有掌握运载方式。这意味着苏联实际上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苏联宣布它具有核能力，但并没有实际使用核武器的能力，这就会强烈刺激对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影响，冈察洛夫指出，当斯大林在1949年接见刘少奇时，已经形成了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看法，因此他在1950年初的决定不能归咎于这一因素。一些俄国文件表明，杜鲁门在1月5日的谈话和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说起到了某种作用，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总的来说，德国和欧洲的状况以及对日本的忧虑肯定起了作用。詹姆斯·马特雷争辩说，俄国文件并没有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艾奇逊的著名演说是促使斯大林做出决定的一个原因。此外，苏联领导人不可能忽视随后几个星期内美国对亚洲政策逐步强硬的信号。马特雷在俄国文件中发现的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对美国未来将实行的亚洲，特别是日本政策表现出来的绝望。李钟植认为，既然俄国文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非常关心美国在朝鲜的行动，如果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表现得更坚决一些，战争就不会爆发了。陈兼同意这种说法，认为美国干预的可能性是斯大林决策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一直是前一时期讨论金日成计划的中心问题。梅里尔则指出，战争有一个先发制人的问题。斯大林担心北朝鲜政权的生存，特别是看到1950年初美国对南方的援助情况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22]

冈察洛夫等人的著作对此作出的结论是，1950年4月斯大林对美国在亚洲的政策进行分析后决定直接卷入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其目标在于扩大缓冲地带，在未来的全球冲突中取得进攻日本的跳板，探测美国人的决心，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把美国的力量和从欧洲吸引开。[23]加佛则强调斯大林改变过去谨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问题，苏联认为美国试图扶持日本，把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24]托尔库诺夫认为“国际形势变化”这一提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以为美国只关注蒋介石在台湾的命运，而不愿卷入朝鲜冲突。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联宣布已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使美国无法再用核威胁来恐吓苏联。[25]威瑟斯比认为“已经改变了的国际形势”，无疑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一个促使苏联对东北亚政策作重大改变的事件。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产生了打败美国的信心，他相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将在50年代中期爆发。苏联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准备应付美国的进攻，要么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闪电战。同时她也指出，斯大林这样做决不是为了考验美国的决心，相反，斯大林非常不愿冒险挑起一场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只是在金日成的一再请求下，并保证战斗将很快结束而美国不会干涉之后，才同意北朝鲜的计划的。而且当美国军队真的参与保护南朝鲜时，他采取了激烈措施使苏联远离这场冲突，甚至到了实际上抛弃受苏联保护的北朝鲜的地步。有关的证据使人完全可以想到，如果华盛顿明确地宣布美国将保卫南朝鲜反抗北方的进攻，斯大林很有可能就不支持金日成重新统一的计划了。[26]

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国学者已经做过全面的论述。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战争开始后中国对朝鲜冲突的对策，先是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随着对战争长期化的估计以及战争局势的发展，确定了派兵入朝作战的战略决策。[27]最近出现的争论问题在于发现了两封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从而引起研究朝鲜战争历史的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封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几年来，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广泛引用这个文件，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至少毛泽东本人已经决心派中国军队参与朝鲜战争。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几家报纸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个问题又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俄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认为，毛泽东的电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朝鲜表现出“犹豫和缺乏信心”，“中国立场意想不到地改变”了。同时，还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对比中国和俄国公布的这两封时间相同而内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国学者认为俄国文件绝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伪造品”，而中国公布的文件则“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准确的，或者是未发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错误”，甚至不能排除“中国当局为了表现他们认为的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正确的历史看法，改动或歪曲了文件内容”的可能性。还有学者推而广之，认为俄国档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现在官方批准的中国文献及后来学者著作中的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至14日电报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实的问题”，并以此提醒人们“应该对中国关于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文献格外小心地对待”。[28]

沈志华在香港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尽管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但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的确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也确有电报原件为证，虽然发表时略有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的文件也是真实的。沈志华认为，中国档案中没有俄国公布的这封电报，是因为该电不是中国发出的，而是罗申直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俄国档案中没有中国公布的电报，则很可能是这封电报当时根本没有发出去。他指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从现在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正式讨论。实际情况是当时中国的很多领导人都对出兵朝鲜有不同意见。同时，沈志华的文章认为，毛泽东表示了暂不出兵的意见，并不是就像当时罗申和斯大林及后来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表明中国对出兵援助朝鲜“犹豫不决”和“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文章对两封电报的内容进行了对比，分析的结果说明，朝鲜战场出现的危急并没有使毛泽东改变出兵朝鲜的决心，而只是改变了他实现既定目标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复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间接和迂回的方式。其原因一是需要在中国领导层内部统一认识，二是要得到他在电报中要求的由苏联提供空军和其他军事援助的保证。[29]

关于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谈判

1950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及其结果与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学术界便有不同的看法，最近，俄国学者又撰文对此发表了颇为不同的见解。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已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翻译尼古拉·费德林进行了采访，据说费德林在会谈后整理了一份会谈备忘录，不久即将公布出来。由于不同人的回忆本身存在着差异，学者之间也自然有不同的看法。[30]

首先，对于周恩来去苏联进行谈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李海文以师哲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离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未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后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说国内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出兵，于是才与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问题。曼绍洛夫根据费德林的回忆，也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但张希、齐德学以康一民的回忆为据，认为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诉苏联关于中国出兵的决定，商谈志愿军改换苏军武器装备和苏联出动空军配合作战问题。[31]力平和熊华源则引证了周恩来本人的谈话，说明当时他是带着两种意见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苏联出动空军援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32]沈志华指出，周恩来在出国之前(10月6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研究作战部署和出动志愿军的准备工作，说明当时中国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与斯大林谈判时的确是先摆出了中国出兵有困难的理由，这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至于曼绍洛夫关于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中国材料证明，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中国领导人已经统一了认识。[33]

关于中苏领导人会谈的结果，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说法。据康一民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答应先装备中国10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谈十分顺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这种说法。[34]还有一种说法则据师哲回忆认为，会谈讨论的结果是通知朝鲜同志“不失时机地早日做好撤退准备”，并决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准备和安排”。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其根据是毛泽东13日给周恩来到回电中有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可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一句。[35]曼绍洛夫根据费德林的回忆提出了第三种说法，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谈话持续了两天而没有结果。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与周恩来一起给毛泽东发过联名电报。周恩来只是说他需要与北京联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绍洛夫还坚持认为斯大林在会谈中“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为中国军队提供空军掩护的要求，并且“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36]沈志华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以及10月13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回电判断，同时根据俄国的档案材料举证，认为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的初步意见是一致认为中国不出兵。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给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同一天，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作出“迁就”。显然，这些举动都是对中苏领导人会谈结果作出的影响。[37]

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还有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即苏联是否拒绝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援助。曼绍洛夫认为，与中国传统的解释不同，斯大林从来没有背弃他答应毛泽东的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苏联空中掩护的许诺。从1950年7月初到10月底，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如果中国同志决定进入朝鲜，他将派苏联空军和空防部队从空中保护中国的地面部队，他甚至考虑把这些部队直接派到平壤。所谓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说法是周恩来为阻止毛泽东下决心出兵而编造的理由。[38]沈志华分析了自7月初至10月底中苏领导人有关空军支援的往来电报以及后来苏联空军实际参加作战的情况后指出，有两个问题是中苏领导人在谈判前没有明确的，即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是与中国地面部队同时出动还是待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后再出动，和苏联提供空中援助的方式——是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还是保护中国的后方及交通线。这就是说，斯大林的承诺是含糊的。而中国方面的要求，至少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清楚的，即要求苏联空军在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关于出动空军的时间，斯大林是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才明确表态，要推迟两个到两个半月。关于空军支援的方式，斯大林是在会谈后才说明，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只是保护中国后方。后来，苏联空军虽进入了朝鲜上空，但也仅负担保护交通运输线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说斯大林背弃了向中国提供空军援助的诺言有些勉强，但苏联的确没有满足中国提出的要求和出兵条件。[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