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基本考虑

中国出兵朝鲜的基本原因也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一直众说纷纭的问题，新的档案材料披露后，学者们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

对中国文献研究的结果使克里斯廷森认为，美国1950年10月7日越过三八线，是促使毛泽东相信需要派兵介入战争的重要事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一反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战的政策，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湾海峡。这一行动提醒毛泽东注意，美国随时都可能背信弃义，进犯中国的领土。因此，美国越过三八线的举动就使中国相信美国具有侵略意图，以致他不理睬美国方面随后所作的将严格控制自身行动的许诺。美国在台湾和北朝鲜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将要长期面对来自两方面的令人难以承受的战争威胁。美国在朝鲜的军事扩张行动，也使毛相信，不论以后美国强权外交具体如何运作，在中美两国军队之间终究是要打一仗的。[40]  曼绍洛夫也倾向于把中国自身的安全保障作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朝鲜战局发生逆转时，莫斯科、北京甚至平壤都没有什么政治意志了，他们很少希望为保卫北朝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此，如果美国减少矛盾，在外交方面更坚定、更有说服力地向莫斯科和北京说明它在朝鲜战役中的目标，即它决不想进攻中国大陆或威胁苏联远东的领土，那么苏联和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决定让金日成政权下台，并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麦克阿瑟将军不断从他的东京司令部发出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并且赤裸裸地把它与对苏联和中国的潜在的直接威胁联系在一起，其结果是把动摇的中国人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几乎是强迫他们违背自己意愿地介入了朝鲜问题，从而也给斯大林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重新考虑他撤离北朝鲜的决定的理由。[41]

陈兼在对中国档案材料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不像长期以来西方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虽然北京是1950年10月做出的介入朝鲜问题的决定的，但早在7月就在这方面采取了措施。中国介入的原因比简单地保护它的邻国更广泛、更复杂。毛泽东的革命观念表现出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激情和责任，表现出他渴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虽不能占统治地位但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这就导致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强调他们无法忍受华盛顿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蔑视；他们决心向“美国的傲慢”挑战。中国做为一个“中央王国”地位的复兴将会通过按照中国模式鼓动亚洲和世界革命来实现。朝鲜危机提供了试验这一理论的机会。中共领导人希望利用介入朝鲜问题来提高新政权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中共领导人对朝鲜危机的态度来自于他们要寻找一种方法动员中国人民支持1949年胜利后的继续革命的决心。换句话说，中共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理解就是迫切需要保持和提高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并没有制造朝鲜战争，但是当面对由战争带来的危机时，出于安全考虑的行为基础就完全沉浸在这种革命动力之中了。[42]薛礼泰也引用新的中国材料提出了关于中国决策的某种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毛泽东决定参与战争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决定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等于是美国人宣战了；第二，毛泽东相信介入朝鲜问题将对国内政治产生有益的影响；第三，中国东北受到美国向北朝鲜推进的威胁。总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没有把他们公开宣传的意识形态作为目的，他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43]台湾学者李明也作了比较广泛的解释，他指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即国际主义义务，苏联的压力，保卫国防和控制国内局势的需要。[44]沈志华强调中国出兵朝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作出的决策，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考虑有三个方面：第一，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第二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荡；第三，避免苏联借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同盟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45]

关于停战谈判与战争结束的原因

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的公布，朝鲜战争研究在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原因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主要集中在1950年底1951年初中国是否应该接受联合国方面的停火建议，中国、苏联和朝鲜方面对停战谈判的方针以及1953年达成停火协议的主要原因等问题上。

齐德学认为，中国军队在1950年底越过三八线开始第三次战役是识破了美国和谈阴谋而作出的正确决策，毛泽东与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毛泽东从政治上，而彭德怀从军事上考虑的角度不同，因而在何时越过三八线进行第三次战役的时机问题上想法不同。1951年初联合国的停火方案是美国精心安排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把戏，“华盛顿巧妙的策略使北京承担了破坏停战的责任”。[46]徐焰认为，第三次战役之后，中国决定稍事休整继续南进，并于1月17日宣布拒绝美国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关键在于中国在此时提出的战略任务仍然是全歼敌人，解放全朝鲜。这反映出当时对敌方的力量估计不足。即使从军事上讲，当时接受停火也是必要的，当进攻方取得力所能及的最大战果时，应该乘敌方处境不利时在政治上取得最有利的停战条件。[47]陈兼的文章指出，1950年底，中国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北京领导人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印度不断地向中国保证，13国的建议并不是由西方策划的；为换取北京接受停火，他们还保证将中国的其他利益也考虑在内。中国在战场上的指挥员，特别是彭德怀，对中国军队是否应继续进攻持保留意见。虽然取得了暂时胜利，但由于后勤系统薄弱和缺乏空中支援，这支军队还是脆弱的。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军队在获得国内增援以使其地面及空中劣势得以改善之前不应再继续进攻。然而，毛泽东在志愿军前两次战役辉煌战果的鼓舞下，依然坚持最初制定的“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目标。陈兼度为，当时，中国若接受这一议案将肯定能把华盛顿置于两难境地。尽管华盛顿并不完全同意13国议案的所有原则，但美国还是投了赞成票。正如艾奇逊后来所说，华盛顿面对一种困难的选择：支持该议案的结果是“失去朝鲜人并会在国会和新闻界引起震怒”，不支持该议案则会导致“在联合国中失去多数的支持”。艾奇逊承认，作出支持该建议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望中国会拒绝接受它。陈兼还认为，中国军队打过三八线后，又有一次在有利于己的条件下实现停战的机会。联合国三人停火小组于1月11日提出了解决朝鲜冲突的五项原则，包括了外国军队逐步撤离朝鲜，召开四大国会议解决台湾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问题，很可能给北京提供了一次结束战争的良机。虽然中朝联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战果，但由于他们的补给线过长，伤亡不断增加，进攻的潜力已近枯竭。立即停火可使中国军队占据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亦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休整和准备时间。但是这次机会也错过了。[48]

谈到朝鲜停战谈判长期拖延未果时，威瑟斯比指出，1951年8月前，如果所提条件能够接受的话，中国领导人似乎已经想要达成协议了，而斯大林则坚持强硬路线，“对尽快结束谈判不表现出急切和兴趣”。只要斯大林在世，中国和北朝鲜采取措施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斯大林认为只要不出现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再次进入北朝鲜的危险，战争继续下去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在谈判被迫陷入僵局之后，战争会从几个方面给苏联带来好处。这场战争牵制了美国军队，使美国没有可能在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同时耗费了美国的经济资源，并给杜鲁门政府造成政治上的困难。它为苏联提供了获取美国军事技术和组织情报的极好机会。朝鲜战争加深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敌意，从而使中国更坚定地与苏联站在一起。鼓动中国在朝鲜继续战斗，对于莫斯科来说显然是利大于弊。俄国文献表明，斯大林对于谈判的主要考虑是保证中朝方面不要给人以软弱的印象，因为只有战争继续处于僵局，才有利于苏联。[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