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利亚·巴让诺娃分析了中朝方面对停火谈判的战略后认为，如果战前的状况能够恢复，中国和朝鲜都热衷于达成和平协议，如果所要求的条件达不到，他们还是比较愿意继续进行谈判。中国和朝鲜普遍都不想继续战争，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大规模轰炸，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时，他们也努力避免表现出软弱，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处在强者的位置上，才能使美国在谈判中变得诚实和灵活一些。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大量电报和信件中，巴让诺娃得出结论认为，在共产党方面达成停火协议的最大障碍在苏联，斯大林总是不满足于从朝鲜战争中得到的利益。从1951年谈判之初，尤其是整个1952年斯大林一直想将在朝鲜的战争继续下去。战争拖住了美国，加剧了美国社会内部以及美国同西方盟国的紧张局势。同时也防止了中国与美国接近，而这是斯大林从30年代起就一直担心的。中国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时间越长，中国政府放弃与苏联的联盟转而投向美国寻求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小。[50]
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51]
关于朝鲜战争结束的原因，多数学者都认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改变了过去的政策，主张立即实现停战。中国有著作指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为了稳住局势，急于实现停战。苏联的建议与朝中方面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相当距离，也同斯大林在世时的意见有差别。周恩来回国后，经中朝方面反复商议后才同意了苏联的建议。[52]
意大利学者费尔南多·奥兰迪指出，在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姿态，主张缓和紧张局势。1953年3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第858/372cc号决议，决定采取措施实现朝鲜停战，并要求中国和朝鲜严格遵照苏联提出的解决方案行事。奥兰迪注意到乔冠华写的一篇报告，该报告建议中国方面不应该在谈判问题上首先采取行动，以免被华盛顿认为是中国软弱的表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意乔冠华的结论。所以，似乎在苏联新建议提出的前一个月，毛泽东的态度仍是很“古板的”。停火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说，从军事观点来看，再将战争继续拖一年是没有坏处的，这样可以在领土问题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毛泽东强调，停火协议签字并不是因为军事原因，而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53]
陈兼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北京在战俘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并不是要关上停战的大门，而是想在坐到谈判桌旁之前先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利地位。这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美国人利用战俘问题把北京迫于守势的作法的反应，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所作出的一种不情愿的姿态。至于乔冠华的报告，陈兼认为其主旨是认为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建议中国可静等美国人提出下一个动议。毛泽东看后甚至预言，美国人可能会去找苏联人提出动议。所以说，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国人已准备缓和他们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他们想要美国人先迈出第一步。陈兼指出，朝鲜停战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戏剧性。斯大林的逝世可会对发生此一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变化应主要归因于北京以往根据中国领导人对局势变化的估计而制定的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反应。[54]
关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和影响
在总结朝鲜战争的历史教训方面，克里斯廷森从威慑理论的两个基本观念——对保证安全的许诺和威慑的确实有效性出发，研究了制止战争升级的问题。与过去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同，克里斯廷森对中国新的档案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美军于1950年10月7日实际上越过了三八线，无论是保证安全，还是进行威胁，都不足以阻止毛对美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争论中，没有哪一种提议中的政策会阻止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增加轰炸威胁不会吓倒中国，只会使毛更加强烈地准备对美国实行大规模袭击。利用建立缓冲区的计划来劝阻毛停止战争升级行动，也将是失败的。另一方面，克里斯廷森也研究了中国制止战争升级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中国人在极力阻遏美国人方面遇到了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美国在坚实的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一定要越过三八线，中国只有用一种强烈的和清晰的警告才可能改变杜鲁门的方针，但周与潘尼迦发表的联合公报却没有触及到这方面的界限问题。第二，华盛顿与北京缺乏直接的接触，北京要想传送一种足够强烈和有效的信息，以阻遏美国实施其战略是困难的。第三，中国方面最明确的警告只是在杜鲁门已经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以后才送达的，中国人的最后通牒更多的被看成是一种强制性的威胁，而不是一种遏制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朝鲜战争最重要的教训在于：国家间应当寻求并保持高层有效的接触，特别是在敌对国之间。在他们的外交关系不能保持良好愿望的情况下，它就会为危机的沟通提供机会。[55]
许多学者从制约美苏两国在冷战中发生更大冲突的角度，总结了朝鲜战争的教训。乔恩·哈利迪利用对当事人进行采访的大量材料，详细描述了苏联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所进行的不为人知的空战。他认为，美国和苏联进行这场确定无疑的武装冲突，是冷战时期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较量。两个“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战争，其时间持续了两年半——但是他们却成功地对此进行了控制，不仅仅是在地理范围上，而且对公众封锁了消息。作战双方出于自身的原因，保守着交战的秘密，尽管空战的规模很大，且付出了许多伤亡。[56]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约翰·米勒写道，因为这场冲突证实了超级大国参与有限战争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朝鲜战争“很可能成为极为重要的稳定性因素。这种事件生动表明双方在推行自己政策时所采用的手段是有克制的”。[57]威廉·斯德克同意这一点，他断言，即使当时没有爆发朝鲜战争，也会出现另外一些更加难以控制的危机。总之，朝鲜战争发生的时间和地点都处在苏联与美国对抗的边缘，因此就可能成为避免某些事情恶化的必要的方法。考虑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朝鲜战争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保持“长久和平”的影响，斯德克相信，1950年到1953年的牺牲虽然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是完全没有用的。战争减少了美苏以后发生更大对抗的前景，“或许还为微弱的缓和做好了准备”。[58]
关于近年来朝鲜战争研究的趋向和特点
就笔者的观察，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的公布，国际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和新和特点，即档案材料的多边化和研究方向的国际化。在80年代末以前，西方研究者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美国的档案文件，朝鲜战争研究的主体也在美国，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群体。无论是什么学派，他们所关注的都是美国政策的核心问题。在冷战热化的年代，出现了传统学派；当美国出现反战高潮时，产生了修正学派；在缓和时期，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一情况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80年代以来，随着由于中国和俄国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大量公诸于世，北京、莫斯科、东亚已经越来越引起各国有关学者的广泛关注。档案材料的多边化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国际化。这不仅表现为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已经从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政策的分析转到对中国和苏联政策的研究，现在召开关于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没有中国、俄国、韩国学者参加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美国学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统，更重要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不是从本国有角度，而是从世界范围和国际结构的角度，利用多边档案，研究多边问题。这无疑是朝鲜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可喜现象。
本文只是客观地介绍近年来朝鲜战争研究的情况，限于篇幅和笔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