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徐焰：“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曲爱国：“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基本情况”，《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 其中为学者广泛引用的有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伍修权的《回忆与怀念》、杨得志的《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军总部》、洪学智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柴成文和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外交部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吴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以及王焰等编著的《彭德怀传》等。

[4] 见李小兵、王希、陈兼：“毛泽东向朝鲜派遣志愿军：1950年7月至10月的46份电报”，《中国历史学家》第5期（1992年春季号）。

[5] 如托马斯·克里斯廷森：“威胁、保证与和平的最后机会：毛泽东朝鲜战争电报中的教训”，《国际安全》第17卷第1期(1992年夏季号)；谢尔盖·冈察洛夫、约翰·路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

[6] 遗憾的是，在韩国报纸上刊出这个“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虽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却较少学术价值。

[7] 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对此应该惧怕吗?——朝鲜战争内幕”，《星火》1993年第26期(中译文见《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沈志华译)；弗拉奇米尔·彼得洛夫编和评论：“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已经解密的秘密文件”，《东北亚研究季刊》1994年第13卷第3期；凯瑟琳·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1945—1950年)：俄国档案中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1993年第8期，“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献证据”，《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3年第2卷第4期，其中11个俄国档案文件的中译文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一书的附录)。

[8] 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对于修正派观点的批评”，《东亚观察》1994年第6卷第2期；朴文洙：“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朝鲜观察员》1994年第25卷第3期。

[9]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及朝鲜战争的起源”，“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阿·符·托尔库诺夫和叶·普·乌菲姆采夫：《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第1章)，莫斯科1995年。笔者访问后得知，乌菲姆采夫即下文将要提到的杰尼索夫的笔名。

[10] 朴文洙前引文；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

[11]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文；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和起源》，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1994年博士论文；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

[12] 曼绍洛夫“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朴明林前引文。

[13] 见“1995年7月关于朝鲜战争历史讨论会的综述材料”。在1996年1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凯瑟琳·威瑟斯比向笔者提供了由她整理的这份有关会议发言的综述材料(以下简称威瑟斯比“综述材料”)。关于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及新修正派和传统派的争论，可参见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一文。此外，亨利·埃姆则详细介绍了韩国史学界主体论、内因论、外因论、复合论等各个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问题的不同观点。见亨利·埃姆(任兴淳)：“‘消除’朝鲜的分裂：近年来南韩历史学中的方法论问题”，《阵地》1993年第1卷第2期。

[14]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15]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金澈凡“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调查”。

[16] 沈志华前引书第3章。

[17]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有关“共谋论”的介绍，参见中岛岭雄：“中苏冲突的起源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澳大利亚中国事务季刊》，1991年第1期。

[18] 沃尔科格诺夫前引文；沈志华前引书第6章。

[19]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书第1章。

[20] 郝雨凡、翟志海：“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对历史的再考察”，《中国季刊》1990年第121期；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俄国外交部档案揭秘”，载《明报月刊》1994年7月号(笔者后来得知青石即杨奎松)；沈志华前引书第6章；冈察洛夫等前引书第5章。陈兼对师哲采访时得知，毛泽东在1950年5月金日成来访之前根本不知道斯大林已经与金日成进行过讨论，见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年。

[21]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22]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23] 冈察洛夫等前引书第5章

[24] 约翰·加佛：“争论、范例、责任与50年代美中冲突的起源”，《美国与东亚关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

[25] 托尔库诺夫等前引书第1章。

[26] 威瑟斯比“苏联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作用”。

[27] 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28]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叶甫根尼·巴让诺夫：“对朝鲜战争策略的评价：1949—1951”，《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6—7期(1995/96年冬季号)。

[29] 沈志华：“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关于中国领导人内部的不同意见，参见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中美冲突的形成》，纽约1994年；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

[30] 例如，对这次会谈的时间就有不同的说法。师哲的回忆说会谈是在10日和11日举行的，而费德林的备忘录则认为会谈是在9日和10日举行的。

[31] 见李海文前引文；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张希前引文；齐德学前引书第2章。

[32]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熊华源前引文。

[33]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领导人会谈的争论”，《党史资料》1996年第4期。

[34] 见齐德学前引书；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

[35] 李海文前引文；张希前引文。

[36]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37]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38]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39] 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

[40]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41] 曼绍洛夫“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

[42] 陈兼前引书及在1995年华盛顿会议的发言。

[43] 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44] 李明：“中共介入韩战的得失及影响”，《历史月刊》1990年第28期。

[45] 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46] 齐德学前引书第4章。

[47] 徐焰前引书。

[48] 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49] 威瑟斯比：“斯大林与朝鲜停战谈判：1950—1953年”，“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另见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50] 威瑟斯比“综述材料”。

[51] 和田春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根据新的俄国档案”，“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52] 裴坚章前引书。

[53] 费尔南多·奥兰迪：“北京-莫斯科联盟与朝鲜战争及其结束”，“冷战在亚洲”香港会议论文。

[54] 陈兼“中国结束朝鲜战争的战略”。

[55]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56] 乔恩·哈利迪：“朝鲜空战：苏联方面的故事”，载威廉·威廉斯编：《革命战争：朝鲜与战后世界的转变》，芝加哥1993年。

[57] 约翰·米勒：《走出世界末日》，纽约1989年。

[58] 威瑟斯比“综述材料”；威廉·斯德克：《国际历史中的朝鲜战争》，普林斯顿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