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大林把责任推给毛泽东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63]美国的干预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对战争进程的极大关注。7月1日，即在美国国会批准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给什特科夫发出电报，询问“朝鲜领导人”是否被美国空军的袭击吓坏了？是否“决定暂停推进”？斯大林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朝鲜政府应该对“袭击和武装干涉”提出公开抗议。斯大林还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苏联“决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64]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尽管由于汉城的解放，出现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热情，但美国的参战，特别是美国飞机的袭击，开始影响人们的情绪，有些人对夺取最后胜利产生怀疑。部分朝鲜领导人认为与美国作战有困难，想探听苏联对此问题的态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军事援助外，什特科夫还请求斯大林批准给朝鲜人民军的每个方面军派两名苏联军事顾问，以及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65]斯大林在7月6日的电报中，进一步满足了向人民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关于给朝鲜前线的军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没有答复。至于“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的驻地”，电报说：“我们认为他住在平壤更为适宜”。[66]

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什特科夫再次转递了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金日成恳切地请求：“我深信您帮助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愿望，我谨向您提出请求，允许在朝鲜前线司令部和两个方面军令部里使用25-35名苏联军事顾问，因为我们的军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挥现代军队的艺术。”[67]对此，斯大林无法再回避了，但他对什特科夫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斯大林在回电中批评什特科夫未经请示“就允诺给朝鲜人派顾问”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并严厉指出：“您应该明白，您是苏联的代表，而不是朝鲜的代表”。但鉴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请求，且形势紧迫，斯大林还是同意了朝鲜的要求。不过，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即这些顾问只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斯大林还特别向什特科夫强调：“您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68]

与此同时，在美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情况下，莫斯科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国这个盟友摆脱困难局面的问题。7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受命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是斯大林要罗申来探询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周恩来抱怨北朝鲜人对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忽视了毛泽东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登陆，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国有3个军总计12万人已经集中在沈阳地区。周恩来还确认，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军队将装扮成朝鲜人进行抵抗，并询问苏联空军是否可以为这些部队提供掩护。[69]由于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和时间表一无所知，并且一心想尽早解放台湾，所以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意外，也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只是在美国地面部队卷入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考虑相应调整军事部署。[70]因此，周恩来关于已经集中了3个军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试探斯大林，[71]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苏联出动空军掩护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对此却非常认真，马上致电罗申，要他转告周恩来：“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后答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72]为了催促中国尽快采取行动，7月8日斯大林颇带不满口气地指示罗申：“请告诉毛泽东，朝鲜人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建立联系的话。”[73]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罗申催促周恩来或毛泽东，中国“是否已经决定在朝鲜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已经做出决定，那么苏联准备“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不过，斯大林说明不是由苏联飞行员驾驶这些飞机，而是“打算用两三个月的时间，在我们飞行员的帮助下，教会中国飞行员，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74]

7月22日罗申转呈了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泽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75]显然，毛泽东对苏联只提供一个空军师的装备，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飞行技术的中国空军驾驶感到不满，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国还需要能够掩护即将赴朝鲜作战部队的更多的空军师。对于毛泽东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没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维辛斯基致电罗申只是简单地说，“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76]战局的发展迫使中国领导人必须做好出兵朝鲜的充分准备。8月5日毛泽东即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18日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鉴于形势日趋复杂，从8月底到9月初，中国又大规模调整军事战略部署。毛泽东考虑要在东北已集中4个军的基础上，再增加8个军。8月25日，周恩来在第4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77]然而，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军援助的问题。8月27日斯大林复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3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2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2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顾问完成”。[78]对于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斯大林仍然闭口不提。

总之，在朝鲜战局尚未明朗化时，关于派中国军队赴朝作战和派苏联空军为中国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问题，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形成双方都认可的一致意见。

9月15日美国军队成功地在仁川实行登陆以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到9月26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特使马特维耶夫自平壤报告说，“在占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支援下，美国人对人民军的前线和后方进行了狂轰滥炸，因而得以从水原向东和东南方向推进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领了尚州和安东”。“敌人汉城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成功地向清洲方向发展，并构成了对第一方面军的包围之势”。人民军部队“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整个部队“从上到下的指挥组织得很差”，通讯联络也根本“没有保障”。[79]这时，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发雷霆，严厉斥责朝鲜前线指挥部和苏联顾问[80]外，已经显得束手无策。[81]莫斯科开始考虑与美国接触，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了。9月26日，经苏联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与中间人兰开斯特会晤，了解到兰开斯特可以安排苏联代表与美国人会晤“讨论朝鲜问题”。马立克立即将这一情况电告莫斯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做出决议：“责成察拉普金通知兰开斯特，马立克同意按兰开斯特的建议，同艾奇逊的助手或美国的一位大使会晤。”“马立克应当听取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美国人在向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方面明显向前迈出一步，则向其声明，他(马立克)将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次会晤时做出答复。”[82]

实际上，朝鲜局势恶化对中国造成的压力丝毫也不亚于苏联，这时，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问题。9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立即派遣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柴成文赴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路过沈阳时，柴成文将随身带来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交给高岗，信上说，“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83]9月30日，周恩来发表演说，又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严正警告。演说中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84]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克阿瑟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这时，金日成却不得不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应金日成的请求与之会见。谈话中，金日成简短地说明了前线的危机状况，并告诉他，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写信和要求苏联用空军援助朝鲜的决议。他们还决定给毛泽东写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和朴宪永“焦急不安”，“对于目前的形势感到有些慌张和缺乏信心”。金日成还希望什特科夫告诉他，给斯大林的信该怎样写，但什特科夫对此避而不谈。[85]在当晚给斯大林发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宪永承认“危险的形势已经出现”，美国空军的绝对优势破坏了人民军一切有效的军事行动，“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通讯联络被切断，给养供应被破坏，处于南方的各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孤立无援，“汉城的陷落已经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为独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决心后，他们“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帮助”，即“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接着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一支国际志愿部队，为我们的斗争提供军事援助”。[86]

斯大林对朝鲜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的回答体现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电当天给平壤和北京的两封信电报中。在给平壤的电报中，斯大林指示“必须立即动员全部力量，不让敌人跨过三八线，同时要准备在三八线以北同敌人作战”。至于提供直接军事援助的责任，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推给了毛泽东：关于“要求武装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组织人民志愿军。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87]在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气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气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称“对朝鲜的局势不甚了解”，随后向中国领导人提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认为能够为朝鲜人提供援助部队，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就应立即向三八线推进，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泽东知道朝鲜曾向苏联提出同样要求并已遭到拒绝的情况，所以他最后又补充说：“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时，他们将会感到高兴。”[88]

战争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然而，中国出兵朝鲜面临着重重困难，所以，尽管毛泽东已经决心派兵赴朝作战，甚至起草了给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电，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共多数领导人对此持谨慎态度，以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兵。[89]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收起已经拟好的电报，而交给了罗申另一封回电，电报说：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90]

    毛泽东既表明了中国援助朝鲜的意向和可能，又陈述了目前出兵的实际困难，其内容与他没有发出的电报基本相同。[91]但罗申在转述毛泽东的答复之后发表了一通他个人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在朝鲜问题上最初的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罗申认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当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罗申还猜测“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92]这些看法很可能对斯大林的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时，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气了，在接到罗申转来的毛泽东的答复后，他决定撤出在朝鲜的苏方人员。此前在9月30日，葛罗米柯曾向斯大林报告说，什特科夫请求授予他与朝鲜政府协商撤退在朝苏联专家的权力，还请求允许他与苏联驻朝机构协商，并由他决定撤回部分苏联工作人员。对此，苏联外交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强调撤回专家的具体问题要由朝鲜政府决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发表自己的意见”。至于将驻朝苏联机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的问题，则“应按以前的程序进行，即通过苏联外交部与苏联有关部委和机构协商解决”。但是到10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决议，批准将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的工作人员撤回苏联，而不再附加任何条件了。[93]当天，什特科夫又发来电报，进一步提出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的家属、苏联航空代表办事处人员，以及必要时从朝鲜撤出全体苏联公民的问题。莫斯科答复的电报则把撤退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苏联大使：“关于从朝鲜领土撤回朝鲜族苏联公民家属的问题，您可就地酌情决定”；“航空代表办事处全体苏联人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家属，应撤离朝鲜领土”；“同意您的建议，即在必要时将包括朝鲜族苏联公民在内的所有苏联公民撤往苏联境内和中国境内”。[94]

看来，斯大林对朝鲜的形势已经感到失望。现在唯一能够扭转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国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再次要求中国立即向朝鲜派出部队，而且以更加坚决的口气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95]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信中表示赞同斯大林的基本论点，并说中国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毛泽东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详细会谈。[96]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关系劝说毛泽东，无非是逼迫中国尽快做出决定。实际上，当时毛泽东不仅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也把这一决定告诉了金日成。[97]毛泽东此时仍然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保证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决心出兵的基点在于出战必胜，而且必须速胜，只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一切担忧和困难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战场上取得速胜，作为同盟国的苏联就有义务而且必须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98]特别是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99]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所以毛泽东要求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与斯大林直接进行谈判。

关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100]但会谈后的历史文献表明，会谈的结果是，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要等两个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鸭绿江以北。[101]然而，朝鲜战场局势的急剧恶化已经不容这两个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讨价还价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电报发出不到两天，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做出了自己的最后决定，尽管这两个决定的目标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苏联海军方面的报告：本日清晨，在咸兴地区海面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同时，“咸兴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轰击”。[102]由于咸兴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计到，如果美国军队再一次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必将陷入重围，而且朝鲜人民军的后方完全没有防御，联合国部队可以毫无阻挡地涌向朝中边界和朝苏边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的确是决定性的时刻。既然中国出兵已经没有指望，斯大林当机立断，于当天下午紧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与周恩来和林彪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计划。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晚约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103]

在莫斯科决定放弃朝鲜的同时，北京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决策。毛泽东收到11日莫斯科来电后，紧急电令正准备出征的彭德怀回京，于13日下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由于没有空军掩护，毛泽东决定战争初期只与南朝鲜部队作战。[104]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105]

接到此电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北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106]电报发出后斯大林还不放心，当天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107]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交涉中，苏联方面表示，两个半月后苏联空军也难以出动，更无法进入朝鲜上空作战。[108]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还是在10月19日渡过了鸭绿江，并于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斯大林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