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他第一次决定出兵时就明确地设定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毛泽东以其与国民党作战的经验盲目地认定，中国军队一个战役即可消灭美军几万人。[40] 得知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出动的消息后，毛泽东只是调整了入朝作战的部署，即只与南朝鲜军作战，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区组织防御，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等候苏联空军到来后再打。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改变了战略方针。因为毛泽东紧接着又指出，“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毛泽东还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41] 当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允许中国部队阻击待援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定了以运动战消灭敌军的策略，但仍然没有改变整体战略。在列举了不应准备进攻的平壤、元山、汉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泽东紧接着便指出：“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满足之后把这些城市逐一打开。”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到了一个与后来战争命运悠关的问题，即“迫使”美国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但他对这种前景似乎并没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政策的改变只会出现在几个美国师被歼灭之后。[42] 总之，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而这一方针是中国军队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标需要的客观限度。
当中国军队带有某种偶然性地进行了两次非常成功的运动战以后，不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极大鼓舞，要求毛泽东按照其既定战略走到底，就是毛泽东本人也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如同仁川登陆成功使美国产生了轻敌思想一样，志愿军首战告捷使毛泽东毫不怀疑其战略方针的正确性。然而，恰恰是这时，现实环境和客观条件表明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是难以执行的。作为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看到，经过两个战役后，部队疲惫不堪，病员增加，没有冬装，弹药和粮食也接济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电报中提出，如对敌人“不能给以歼灭性打击”，即使能够越过三八线或取得汉城也不宜这样做，并建议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进军，来年春天再战。[43] 聂荣臻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也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补充，况且在第一线兵力上，中国军队也不占绝对优势，因而建议推迟两个月发动下一次战役。[44] 但在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金日成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向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总进军”，把“美国武装侵犯者和李承晚卖国匪帮送进坟墓”。[45] 莫斯科也建议中国应“趁热打铁”，继续进攻。[46] 这时，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瑞典等国代表不断探询中国接受停战的条件。为了掌握主动，周恩来请示莫斯科，准备以书面方式递交中国政府拟定的五项停战条件。[47] 苏联政府立即回电，说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国提出的条件，同时强调“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苏联又建议中国暂不要提出这些条件，而等美国和联合国先提出条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国应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方法。于是，周恩来确定对停战谈判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针。[48]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当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怀暂停进攻的意见。毛泽东命令立即发起第三次战役，迅速突破三八线。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49] 从毛泽东完全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全军主力就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的态度看，[50] 他下令越过三八线多少是迫于苏联和朝鲜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压力，但也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此时并没有要改变其整体战略方针的念头。当志愿军攻占汉城后转入休整时，毛泽东向斯大林解释说，为了避免重犯人民军所犯过的错误，必须要有两三个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51] 显然，毛泽东只是等待机会，以实现其内心的设想。正是毛泽东这种非要消灭或驱逐联合国部队的心态，使中国军队坐失了以胜利者结束战争的一次极其有利的机会。
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建议，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52] 这个事先几个小时才通知美国政府的新议案使白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53] 对于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54] 如果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应该指出，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方针时的失误，不仅在于超越了现实条件，还在于超越了现实目标。实际上，为解除中国在出兵朝鲜决策时所担忧的三个问题，并不需要在整个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三层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较为有利的解决。
然而，正像艾奇逊期望的那样，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定了这个联合国议案，1月17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国拒绝停火的决定，其理由在于“先停火后谈判”只是美国寻找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55] 实际上，需要“喘息”的应该是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56] 而中国所谓先撤军再停火的主张，在执行起来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至于说阴谋，恐怕只是中国拒绝停火的借口。因为不难推断，同拒绝投票赞成十三国提案的可能结果一样，美国在朝鲜停战后再卷土重来所面临的联合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讲，即使停火失败，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愿军也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的地盘，并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57] 相反，中国拒绝新的停火建议，一方面导致联合国立即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动，一方面为美国军队继续进行战争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联军的军事处境也十分危急。面对联合国军立即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彭德怀立即想到了利用联合国决议的问题，他于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但毛泽东对美军意图和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明显错误的估计。当筋疲力尽、缺粮少弹的中国军队无疑应该力求停火以图他谋的时刻，毛泽东却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2-3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斯大林也表示支持这一主张。[58]
事实表明，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在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下，中朝联军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战役失败了。[59] 彭德怀回国面见毛泽东，力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使毛泽东认识到“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并决定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志愿军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毛泽东就此与莫斯科商议，斯大林亦表示赞同。[60] 直到这时，毛泽东还是不愿改变初衷，还以为自己可以实现消灭美军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在此后几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竭尽全力，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严重损失，也不过是将对手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61] 1951年6月，当条件已经变得对中国极为不利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请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战谈判。[62]
人们会感到奇怪，毛泽东一向具有战略眼光，在与国民党斗争的几十年中，军事手段和统战工作双管齐下，在东北战场三国四方的争斗中也游刃有余，周恩来则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表现出杰出的外交才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竟死死抱定一个军事目标不撒手，而未能同时在外交战线有所作为？为什么中国没有在暂时取得战争优势后及时罢手，同时在联合国为周恩来创造一个施展其外交天赋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毛泽东在欣喜之余产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不期而遇的朝鲜战争和初战胜利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二、美国军队意外地“不堪一击”以及苏联空军的及时参战[63] 使毛泽东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从而对战争总体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三、苏联、朝鲜施加的压力使他无法在眼见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刚从山沟走进大城市的中国领导人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经验和知识，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释也许还有一些，但无论如何，此时毛泽东心里总算明白了，他为中国军队所设定的战略方针是不现实的。
为实现同一目标付出的多余代价
毛泽东被迫采取的长期作战和边谈边打的持久战方针，实际上表明战争已经处于他在参战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僵持状态。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接受了美国的方案。[64]
至于说到得失，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65] 由此开始的进程消除了长期埋藏在中华民族内心的屈辱感，中国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如前文所说，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66] 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67] 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总结前三次战役，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68] 这就是说，由于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而使战争延长，中国竟付出了三倍于前的人员代价，而付出这两次代价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决策方针的失误并不仅仅体现在军事方面，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69] 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转入持久战，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70] 如果说因情势紧急，中国决定将苏联提供的3亿美元低息贷款全部用于购买武器装备（原计划仅4000万美元），[71] 尚属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从1951年起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就完全是战争长期化的结果了。当年的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72] 两年以后用于经济建设的贷款仍然很紧张。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贷款40亿卢布，但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73] 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74] 其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前，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与印度建交和与英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75] 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还致信杜鲁门指出，英国政府历来反对“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76] 然而，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特别是补充意见）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77] 尽管其中不乏受美国操纵的因素，但人们由同情转为反感的心态也是明显的事实。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不仅如此，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78] 大约半年之后，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索普在一份声明中宣称：“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它们原来都是向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主要国家。”[79] 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额的比重1950年为32.4%，1952年为52.9%，1953年为72%，此后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对苏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50%。[80]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基本是靠苏联的50项援华工程实现的。1950-1952年中国全部固定资产实现新增金额合计59亿元，而苏联援建的部分重点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新增固定资产即达41.39亿元。[81] 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
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也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82]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又对台湾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83] 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84] 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极端，直到战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两岸统一终于成为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85] 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中国成为人们眼中的世界强国的副作用在于被认定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延伸”。[86]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中苏确是“铁板一块”。[87] 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泽东为此而设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却是脱离现实条件的；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从实现决策方针的结果来看，中国虽然最后也上达到了就其动机而言的客观目的，但付出了不必要的过量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战略方针的失误。5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如果从军事上讲，人们总结出有限战争的概念，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