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29] 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30] 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31] 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32] 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33] 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34] 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35]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36] 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37] 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38] 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39] 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40] 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41] 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42] 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43] 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44] 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45] 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46] 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47] 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48]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美国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9] 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
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该信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50] 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并递交了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这是美国的事，权操在他手。”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51]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2] 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53]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54]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55] 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56] 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57] 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58]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59]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60] 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61]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62] 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