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63] 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 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 4月8日又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64] 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65] 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66]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7] 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68] 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69]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70] 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71] 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72]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73]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4] 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75]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7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77] 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78] 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79] 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80] 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81]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的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82] 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83] 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84] 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85]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86] 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发表于《世界史》2001年第2期，现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