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哈罗夫与聂荣臻的争论

对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苏联的确是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的，[27]但那只是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事情，而笔者所见的史料表明，军事顾问们几乎没有直接发挥作用。关于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战略决策的事例，的确有过一次，但结局令人很不愉快。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28]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29]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30]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31]1月8日彭德怀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中国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32]苏联新任驻朝鲜大使拉组瓦耶夫也通过朝鲜外务相朴宪永转达了反对意见，彭德怀仍不为所动。[33]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表示坚决反对。他来到军委作战部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34]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朝鲜人民军可以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35]人民军当然无力单独作战，苏联顾问和朝鲜方面不得不听从彭德怀的意见，同意部队转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36]

这件事发生以后，在朝鲜作战问题上，苏联顾问就不再多发表意见，而将主要工作放在为志愿军干部讲课和培训方面。1951年1月13日，东北军区通知志愿军总部说，苏联军事顾问建议利用休整时间，为志愿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在沈阳办短期（2个星期）集训班，由苏联顾问讲授苏德战争各大战役中的反攻和进攻经验，以及介绍现代战争的知识。彭德怀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从西线各军抽调部分师以上干部去沈阳参加集训。[37]

科切尔金给莫斯科的报告

从中俄双方公布的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苏联军事顾问在有关战争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双方领导人转交函电、传递信息及协助商谈武器援助和派遣专家等问题。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华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1951年6月16日给苏军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38]其中特别讲到对志愿军的看法及苏联顾问与志愿军作战指挥的关系，现摘录如下：

现在我报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形成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一、中国人民军的战斗素质

我看过的许多文件以及同有机会接触过中国人民军的中国同志和我们的同志座谈都表明，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战斗素质。

广大指战员坚忍不拔，战斗勇敢顽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部队善于在山地作战，能广泛利用夜间和恶劣天气。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不适应在冬季条件下作战，因为棉衣不足，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御寒衣物，同时还缺少御寒的经验。

部队优秀的战斗素质和高昂的士气是由坚强的政治工作来保障的。这说明了为什么部队有时虽然伤亡惨重，但仍有战斗力并准备迅速由防御转入进攻。开始存在的“恐美症”经过几次胜仗之后基本上消除了。的确，在春季战役中“恐美症”又有所复发。这表现在回避攻击美国人所守卫的战线地段。如果必须进攻这些地段，则常表现出不坚定，战斗不是都进行到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坚决消灭被合围的美军部、分队。甚至有时给被合围的美军部队提供逃跑的机会，以免遭受大的伤亡和浪费不多的弹药储备。

二、对朝鲜战斗行动的评价

下面两种基本情况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斗行动特点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与美国人相比，部队技术装备差；2）后勤组织薄弱。

虽说粮食、弹药储备充足，但满足增长需求不超过40－50%。前线部队吃不饱，有不少时候简直挨饿。因此部队不仅没有能力把顺利开始的战役进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夺取的领土。不能充分保障前线部队给养的原因是：1）由于美航空兵对交通线的轰炸，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运行；2）汽车和马车数量不足；3）整个后勤系统组织不得力。

……[39]

三、中国人民军总参谋部（总部）的作用和地位

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至今它没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军事行动中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总参谋部有作战部（也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它是由10-12名军官编成的一个小组，为政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起草报告。

研究形势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战部的职能。它只满足于被动地收取情报，并不考虑哪些应该核实或查明。可以认为，如果没接到什么情报，彭德怀司令部里也不会有这些情报。

对提出的战役计划不给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对战役计划的看法。认为彭德怀清楚该怎么办。另外，他是副总司令，由于朱德总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离开了部队指挥，实际上对彭德怀给予什么指示的只有毛泽东同志一人。但毛泽东同志认为不需要干预彭德怀的计划，认为彭德怀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荣臻同志在军队领导人之中是比较年轻的，由于中国墨守成规的传统，他避免了许多可能损害他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关系的行动。

因此，作为总参谋长，他犹豫不决，甚至不想提出关于确定总参谋部在军队指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四、关于我军事顾问的作用

中国的同志们对我军事顾问态度很好。他们认真听取我们顾问的所有意见和考虑，但对他们非常谨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鲜战争问题。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国同志们害怕我们把不符合中国军队发展水平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战法强加给他们。当他们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客气地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同你们观点不同”（聂荣臻语）。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粉碎美国人。

中国的同志们担心敌人在自己背后登陆，所以把很多部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不想深入南朝鲜。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要在朝鲜打10年战争，要在这种持久战中消耗敌人的力量，认为在短时间里粉碎敌人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十分谨慎的方式表示，他们对不给他们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不满（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种不亚于美国人的自动武器）。……[40]

我们的顾问在帮助中国同志克服在组织部队和战术方面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遇到中国同志的推辞（等一等，不着急），常妥协退让。

现在感觉不到中国人民军运用我们的战斗经验。这特别涉及战斗的指挥、组织问题，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种的使用问题。

在外省工作的顾问更是听其自便。在我在中国期间，军事总顾问只去外地一次（沈阳），此外只开过一次会交流工作经验。

尽管科切尔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误写为“中国人民军”，但据笔者看到的中国材料以及与当事人的交谈，这个报告所讲的情况大体是准确的。从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在朝鲜战场的作战问题上，中国军方领导人与苏联顾问之间很少进行认真的讨论，中方在听取苏方意见时非常谨慎，而苏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尔金报告的影响，斯大林在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上，未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

在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

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后，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泽东连续两次给斯大林发电，要求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到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中工作。毛泽东在电报中说：经过研究并与克拉索夫斯基协商后，中国方面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其中包括派往志愿军司令部的顾问10人，派往5个兵团的顾问共10人，派往21个军的顾问63人。毛泽东要求“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41]毛泽东对此做何考虑不甚清楚，或许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善阵地战，或许是因为大量苏式武器已运抵朝鲜战场，总之此时志愿军需要加强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导。不过，斯大林的答复是很明白的。

9月10日斯大林回电称，同意派遣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为首席军事顾问的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是否向军或兵团司令部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将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决。[42]两天以后，未等毛泽东答复，斯大林再次去电说，“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 [43]

斯大林不愿向朝鲜战场派遣苏联顾问，固然是出于苏联在朝鲜战争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即苏联不能公开参战，特别是不能造成苏联军人有可能在战场被俘的机会。为此，斯大林曾规定，派往朝鲜人民军的苏联顾问只能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出现；苏联空军参加战斗只能在中朝军队的后方上空活动。[44]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切尔金报告的情况，苏联顾问即使呆在战场，大概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来到朝鲜战场的苏联顾问，其职责主要也是了解战场敌我双方的情况。据在志愿军总部负责接待苏联顾问的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后来陆军大将扎哈罗夫并未到志愿军总部，顾问团团长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炮兵中将，另外还有1名少将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职翻译人员。邓华副司令员交待：顾问团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可指定人专门与他们联系，只谈敌我战场情况，其他与我无关的事就不要说了。[45]另据彭德怀的作战参谋王亚志回忆，于1951年10月到志愿军总部的苏联顾问都是搞情报工作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定期向莫斯科传递战局发展的情况。这些顾问在司令部只听不说，从不发表不同意见。[46]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在朝鲜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请示，召回在志愿军总部的顾问组，因为彭德怀已经回国，与志愿军司令部的联系可以由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而有关朝鲜前线形势的情报，则继续由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华军事总顾问负责。[47]于是，这些苏联顾问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国。[48]

由此可以做出结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驻华军事顾问虽然人数众多，但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部队进行训练，收集和传送有关战争的情报，联系和协商对华军事援助的问题，而没有参与对战争进程的指导，更没有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产生影响。

提交2002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中韩双边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