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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的苏联驻华军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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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Ю.В.Чудодеев,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Китае,1937-1942гг.(苏联军事顾问在中国),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8,№2,лл.118-122。

[2] 因讨论范围的限定,这里不涉及苏联空军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行动,有关苏联参与朝鲜空战的情况,可参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

[3] 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陈熙、李东流:《一切为了办好航校》,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6、164页;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的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页。

[4]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的海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8-49、105页。肖劲光回忆说最早来华的是苏联海军专家,有误。

[5] 如空军航校的苏联专家于1951年3月开始分批回国,到1951年底走了75%。到1952年6月各航校就只有几位苏联专家了。刘亚楼:《创建人民空军的七年》,《空军回忆史料》,第402页。

[6] 1953年3月14日朱德致布尔加宁电,肖向荣工作笔记。

[7] 据中国档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1093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第386-388页。

[8] А.Ф.Носкова,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1945-1953гг.(在东欧各国的苏联顾问),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8,№1,с.105;Zoltan Barany,Soviet Takeovers: The Role of Advisers in Mongolia in the 1920s and in Eastern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苏联接管者:苏联顾问20年代在蒙古和二战后在东欧的作用),East European Quarterly,XXVIII,No.4, January 1995, pp.411-413。

[9] 参见拙文:《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0]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著:《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9-122页。

[1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137页。

[12] 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致科托夫电。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34,л.94。

[13] 俞伯良主编:《〈六四协定〉史料集(1953-1963)》,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1991年编印(未刊)。

[14] 1951年2月13日周恩来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л.58-59;2月16日斯大林致周恩来电。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0。《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下卷,190-191页。

[15] 1951年11月13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д.342,лл.8-9。

[16] 1953年1月7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月2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28、139。

[17] 《空军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海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18] 吕黎平:《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145-146页。

[19] 周兆平:《忆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的创建》,《空军回忆史料》,第171-173页。

[20] 周兆平:《忆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的创建》,陈熙、李东流:《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空军回忆史料》,第171-173、164-167页。

[21] 2002年9月20日笔者采访周立平记录;刘亚楼:《创建人民空军的七年》,《空军回忆史料》,第404-405页。

[22] 《当代中国海军》,第48-49页;《肖劲光回忆录》(续集),第44-45页。

[23] 李东野:《忆大连海军学校的创建》,《海军回忆史料》,第155-157页。

[24] 《当代中国海军》,第110-111页。

[25] 丁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诞生》,《空军回忆史料》,第236-243页。

[26] 《海军回忆史料》,第99-101页。《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4-2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38页。

[27] 参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8] 参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5-246、249-250页。

[30]《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83页;1951年1月3日彭德怀致金日成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31] 1951年1月4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3,оп.1,д.336,лл.81-82。

[32] 笔者2001年9月采访柴成文记录;1951年1月1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51年1月8日柴成文致彭德怀电;《彭德怀年谱》,第465-466页。

[33] 王亚志:《对〈在历史巨人身边〉若干史实的质疑》,《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36页。

[34] 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页。笔者2001年6-9月采访王亚志记录。

[35] 《彭德怀年谱》,第465页。

[36] 《彭德怀年谱》,第461页;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11-112页;雷英夫:《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第41页。

[37] 杨迪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96页。

[38] 笔者存有该档案的俄文复印件,编号为SD12273。原档案的馆藏号缺失。

[39] 此处略去的内容是关于志愿军因技术装备差而采取的措施及部队作战特点。

[40] 此处档案原件字迹不清。

[41] 1951年9月8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АПРФ,ф.45,оп.1,д.341,лл.98-99。

[42] 1951年9月1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09。

[43] 1951年9月1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АПРФ,ф.45,оп.1,д.341,л.120。杨迪的回忆显然有误。按照他的说法,向志愿军派遣顾问的要求是苏联主动提出来的(1951年7月10日),而且苏联要求按照派到各大军区的标准,派一个大型军事顾问团。志愿军不愿意接受苏联顾问,后来以无法保证安全为名,接受了5名苏联顾问。杨迪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第192-193页。

[44]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五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5] 杨迪著:《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193-195页。

[46] 王亚志:《对〈在历史巨人身边〉若干史实的质疑》,《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36页;采访王亚志记录。

[47] 1953年1月17日华西列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SD12281。

[48] 王亚志:《对〈在历史巨人身边〉若干史实的质疑》,《军事史林》1994年第5期,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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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7月27日 16:13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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