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以后的情况如何，指挥权是否属于中国，金日成的地位（与彭德怀 相比）怎样？
中国出兵后一段时间，中朝军队是分别作战的。在要求中国出兵在电报中，斯大林说过，中国军队“当然由中国指挥”。10月8日金日成派朴一禹到沈阳见彭德怀时提出，要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德川，与金日成的指挥所合在一起。意即由金统一指挥。彭德怀不相信金日成的指挥能力，没有同意。中朝军队互不相识，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造成矛盾和误会，甚至有误把对方作为敌军的情况。如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三十九军正在围攻敌24师，突然遭到人民军坦克部队轰击，致使敌军逃脱。此外，中国军队的后勤运输只要靠汽车，因敌机轰炸，损失极大，而朝鲜的铁路又实行管制，中方无法利用。为此，彭德怀提出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金日成反对，他只是向志愿军派出参谋进行联络，而不同意两军联合作战。11月15日彭、金会晤在此问题上发生争论，对于彭提出的建立一个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和彭德怀组成的三人小组协商指挥的建议，也没有达成协议。直到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4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
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在彭德怀，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副手有朝鲜人，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常驻司令部。具体作战由司令部统一指挥和部署，因为斯大林有话在先，一切听彭德怀指挥，所以后来金日成没有干预作战问题。但金日成作为朝鲜领导人，并不是归彭德怀指挥的，相反，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停战问题，都需要同金日成协商。简单说，军事上，朝鲜部队归彭德怀统一指挥，政治上、战略上的事情，彭德怀必须征求金日成的意见。
此后不久，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战略方针上发生重大分歧。第三次战役占领汉城后，彭德怀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军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首先表示强烈反对。金日成和朴宪永也表现出对志愿军的决定非常不满，主张继续南进。在10日和11日彭德怀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朝双方认识不一致，发生了争论。中国提出，如朝方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那么就让朝鲜军队自己继续进攻。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军进行休整，但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苏联大使。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也向斯大林告状，说彭德怀“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说明了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终解决南朝鲜问题”，“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到9月所犯过的错误”。面对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锤定音，解决了双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给拉祖瓦耶夫的回电中指出：“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如此才最终确立了彭德怀的统一指挥权。
4、 志愿军停止进攻的原因是什么，此后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有何变化，从扩大战争到有限战争的背景是什么？
第三次战役后，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停止进攻主要是因为在兵力、供给方面出现了极大困难。由于出兵紧迫，没有冬装，仅冻伤就达50000人，武器落后杂乱，型号不一，弹药和粮食供应不上。还在12月没有越过三八线时，彭德怀就提出停战休整，迫于政治上压力，毛泽东不同意。打下汉城后，已是强弩之末，无法继续作战了。但是，毛泽东并非从战略方针上改变了把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的计划和设想，休整只是权宜之计。美军的反攻使中国人认识到不可能速胜，以后转入阵地战和消耗战。
美国方面此时也意识到完全战胜中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武器装备陆续运到，中朝联军的战斗力加强了，而且中国人力雄厚，兵源不断。双方只有寻求政治解决，进行停战谈判。战争限制在三八线是政治、军事、外交各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第8~10编：]
1、 战后北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朝鲜停战初期，金日成需要中国的经济援助，双方关系密切。1、中国政府免除了战争期间中国对朝鲜援助的偿付，计人民币7290亿元（14.5亿卢布）。2、在4年期限内（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提供的援助8万亿元（16亿卢布），主要是向朝鲜供应工业原料、工业制品、粮食、农具、渔具等。建设和修复铁路，供应和修理车厢、机车。3、中国政府同意在（1954-1956年）3年期限内自己负担费用，收养22735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难民儿童，以及赡养对这些儿童从事教育工作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总共是31338人。还有其他一些条件优惠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补充协议。
实际上，金日成对中国是不信任的，依我看，他所提出的反对“事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还在战争期间，金日成就借故除掉了一些亲华的延安派重要人物，如朴一禹、方虎山等。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提出非斯大林化和反对个人崇拜后，朝鲜国内出现反金日成的政治力量，其中也有延安派的人，后受到镇压，中朝关系有些紧张。经过同苏联商议，中国于1958年撤回了全部驻朝鲜的志愿军部队。
2、 战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如何？
战争期间，中苏在军事、外交和经济各方面统一协调，合作很好。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后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认识。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需要中国的政治支持，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
3、 中国在韩战中得失是什么？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是1951年1月中国有一次结束战争的极好机会，即联合国1月13日通过的在朝鲜停战的十三国提案，但中国没有接受；二是到1953年7月，战争延长了两年半以后，中国最后接受了美国的停战条件。这两次停战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1951年初中国军队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和条件，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联合国决议的内容对中国非常有利，比如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台湾问题，都可以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谈判，甚至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都会有利于中朝方面。毛泽东也有理由停战，因为从出兵动机来讲，他的三个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美国此时接受停战，就等于是以战败者的身份来到谈判桌前，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鲜政权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担心的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远东危机也烟消云散，中国履行了其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承担的责任和国际主义义务；有北朝鲜作为缓冲地带，毛泽东对中国安全和主权受到威胁的担忧自然可以化为乌有，甚至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而且，此时中国的代价也很小，中朝军队和美韩军队在战场直接兵员损失的比例为0.7:1,此时中国军队伤亡约5.65万人，加上冻伤5万人，仅为整个战争兵员损失的1/4。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在朝鲜半岛消灭和驱逐所有的美国军队，而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结果，1951年1月底美国反攻，中国军队败退，战争进入僵持状态，这是毛泽东战前极力要避免的对中国最不利的情况。此后，从开城谈判，到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中国基本上都处于守势和被动地位。在谈判中，无论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线问题，还是最后的遣返战俘问题，其结果大体上都是采纳了美国的方案。
说到中国在战争最后结局中的得失，首先应该承认，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此后，中国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来又在不久后召开的象征“亚洲和非洲复兴”的万隆会议上扮演了“主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统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巩固。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况且所谓胜利，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但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当然，就出兵决策的最初动因而言，战争的结局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不过，这些目标早在两年半以前就实现了。问题在于中国此后又为重新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无谓代价，其实际效果是得不偿失的。
军事上的损失：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11.4万人，负伤25.2万人，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因伤病致死的3.46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其中仅团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了200多人。比较起来，按保守的数字计算，中国军队的损失也远远超过了美国，其比例为，阵亡3.39:1，负伤2.47:1，失踪或被俘5.02:1，伤病致死1.68:1,兵员总损失2.62:1。更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中国拒绝联合国议案、美军发起反攻之后。这就是说，由于没有及时停战而使战争延长的结果是，中国付出的人员代价是1951年初之前的三倍，而所达到的目标几乎是相同的。
经济上的损失：战争的延长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更为严重。由于战争需要，中国不得不把本来应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其短缺的资金用于军事开支。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占预算总支出的43%减少到30%，而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延长，迫使中国把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此外，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实际上以美国要求为蓝本的决议，即对中国大陆实行禁运。大约半年之后，已经有43个国家接受和积极贯彻了联大决议。经济封锁的结果是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得不过分依赖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
政治上的损失：1、继续战争造成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关于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已经出现了有利于新中国的趋向，特别是印度与中国建交和英国正在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对联合国其他成员国颇有影响，以至美国国务院也决定不再使用否决权阻挠联合国接受新中国的代表席位。当中国表示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一切都变了。十三国提案本来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立场，联合国能够通过该提案也表明了多数国家对中国和友好态度以及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决策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拒绝了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是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就说明联合国中多数国家已经对中国失望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2、对于新中国的统一大业来说，朝鲜战争的延长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本来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虽然对此有所延搁，但美国这时仍有意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一段距离。如果及时停战，并按照联合国建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会议讨论台湾问题，据当时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倾向性意见看，台湾问题的解决要比后来简单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联系和援助。1951年2月16日，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杜鲁门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1952年美国对台湾又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特别是1952年3月22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文件强调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的“极端重要性”，还提出了三点政策性主张：第一，在必要时采取单方面行动，确保台湾能用作美国军事基地；第二，第七舰队继续行使保护台湾的使命；第三，发展台湾的军事潜力。这种政策性转变随着战争的拖延而越来越走向极端，直到战后1954年底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台湾回归终于成为一种遥遥无期的政治愿望。
4、 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变化怎样？
中美关系进入最坏的时期。政治因素：认定中苏铁板一块。感情因素：战争伤亡引起的社会舆论偏向。表现形式：经济封锁，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等等。毛泽东则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继续革命的动力。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造成中美对抗达22年。
5、 中国在解放台湾之前就介入韩战的背景是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激怒了毛泽东，决心与美国一战，但从军事角度考虑，中共进攻台湾条件不成熟，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又得不到苏联支持。而朝鲜半岛则是苏联、朝鲜和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期待中国介入的战场，所以，毛泽东决定在朝鲜与美国一决高低。
6、 中国怎样对待回国的战俘？
我对此没有研究，中国有几本关于战俘方面的书。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被俘总计21000人，停战后直接遣返回国的三批共4800人（5月28日接收伤病员1030人）。自1953年8月16日回国后全部安置在辽西省昌图县三区的5-6个村镇中，这一地区偏僻，交通不便，对这些回国战俘的管理很差，住房漏雨，缺衣短鞋，暂时不许与家里通信。从历史传统上，中国人看不起俘虏，从政治上讲，对这些人也不信任。总之，他们的命运是悲惨的。
2000年4月1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