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讨论见拙文《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3期。

[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49页。毛泽东确曾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与苏联新领导人交换过意见以后的事情。

[4]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9-300页。

[5] 最近的研究说明，这种观点仍为一些学者所坚持，见Conrad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 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23, №2, (June 2000), pp.84-85。

[6] 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1966年8月9日，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58,д.266Ⅰ,лл.122-131，转引自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3, Fall 1993, p.17。

[7] 参见“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1月，香港）论文：K. 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F. Orlandi，The Alliance: Beijing, Moscow,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V.Zubok and C.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ev，Harvard Uni. Press 1996，p.155。

[8] 即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9] 皮尔逊，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后任第七届联大会议主席。

[10] 草案第60条规定：双方司令部应“向双方有关国家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和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更高级别的政治会议，通过谈判解决一切外国部队撤出朝鲜、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等问题。”

[11] 原文如此，前引文为90天。

[12] 所附文件略去。

[13] 周恩来已于3月8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会和葬礼，同时准备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中国“一五计划”和朝鲜战争等问题。

[14] 库兹涅佐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901-?），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潘友新）。

[15] 马立克，雅科夫·亚历山德罗维奇（1906-1980），1946-1953年任苏联外交副部长，期间1948-1952年任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

[16] 马克·克拉克，美国陆军上将，1952年接替李奇微出任驻韩国联合国军总司令。

[17] 克拉克在1953年2月22日致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信中声称：“依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联合国军始终准备遣返那些尚可移动的重伤重病战俘。我想知道，贵方是否准备遣返您们战俘营中那些属联合国军编制的重伤重病战俘。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联络官准备就依据日内瓦公约第109条检查重伤重病者状况问题，并为交换这些战俘采取必要的措施，与贵方联络官举行会谈。”

[18] 费德林，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1912-1996），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长期在苏联外交部担任中文高级翻译。

[19] 拉祖瓦耶夫，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接替什特科夫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20] 波伦在这里和后面所谈到“政治委员会”，其实是指“政治会议”，参见附件第6点。

[21] 在朝鲜停战协议第60号方案的条款中，只是建议“由有关双方国家的政府”召集“双方高层政治会议”，但这项条款引用了1952年12月3日通过的印度决议案。

[22] 普希金，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23] 苏兹达列夫，新任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