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95]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96]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97]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98]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99]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100]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101]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102]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103]

4月28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104]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105]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106]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他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107]在9月4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108]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109]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110]克拉克以及参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僵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111]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112]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于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来，只有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长的海岸线也可以受到保护，从而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于是，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中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地区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