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
选自：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1947/1948/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8（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
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
(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统天下的权威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分支机构，都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和指挥。从20年代直至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讲，共产国际无异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发展，都要视苏联对外关系的需要而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共产国际完全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对各国共产党下达指示和命令，这往往使他们在国内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详见本档案集第15卷的档案文献）。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安抚西方列国，以保证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稳固和发展，苏联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在一些欧洲国家相继掌握了政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问题。于是，又有人开始谈论建立共产党国际机构的事情。就目前看到的文献，至少在1946年5月这一问题已经提上了某些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有材料说战争尚未结束时铁托就谈到这个话题）。不过，当时多数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所强调的都是按照本国国情走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苏联在大国合作的总体外交路线指引下，也主张各国保持人民民主制度，不要学习苏联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以免加深西方大国的猜忌和对抗。194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显露并趋向尖锐化，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出现，以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苏联感到西方的压力和进攻态势越来越强。而此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则是一盘散沙，有些执掌或参与政权的共产党甚至各行其事，这使莫斯科颇为恼火，因此开始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各党行动的协商机构——如果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这种机构最好具有协调和指挥职能。1947年9月的九国工人党、共产党协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联共（布）中央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会议把法共和意共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他们迷恋于议会斗争而其行动方针也没有事先向莫斯科请示；会议把抵制马歇尔计划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有些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竟违背莫斯科的旨意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援助；会议把加强阶级斗争、加快国有化和集体化作为统一国内发展方针，以此来规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会议把两大阵营对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标准，以此来协调各共产党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并确定情报局的宗旨、任务和职能。
尽管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议期间表示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忠诚和服从，但在一些实际和具体问题上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使得这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以至斯大林不得不拿南共和铁托开刀，并通过大清洗的残酷方式进行内部整肃。当然，这已经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主题了。
这里选编的47件份档案文献，反映了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筹备和建立的大体过程。其中拉科西在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来自匈牙利政治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档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为了便于读者对这些档案文献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
王英杰、刘新宇、吴红、侯静娜、方琼)
№11661
拉科西[1]关于新国际在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
……最后，我想提出另一个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的问题，如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同志们知道，第三国际必须解散，因为事情的进程证明它妨碍而不是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当我们筹建第三国际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就在于我们想要一个拥有执行权的实行集中制的和强有力的国际，这类似于马克思在1864年所设想的那种国际，而不是像一战前的第二国际那样的协商性机构。而这就是第三国际的灾难。因为第三国际代替了应各自探索革命条件的每个国家，并且力图承担集中指挥整个运动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第三国际就从一个中心出发来指导整个运动。结果就是各党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一成不变地因循这个中心所确定的方向，并且等待该中心下达指示。这种情况使得同志们不得不宣布停止第三国际的活动。国际解散以后，各党纷纷诉说国际的存在阻碍了它们党的前进，例如最近我们听到我们的南斯拉夫同志说，这种中心机构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它不了解当地的条件，有时提出的要求与他们所需要的完全相反。所以这样的国际不能再建立。相反，国际应当是这样一种机构，即它不是妨碍各党的前进，而是为各党根据当地的环境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任务提供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我接着要说的是，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停、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适意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下面一种曾经在第三国际中广泛传播的观点也要改变，即我们必须等待革命的条件至少出现在一批国家中，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发动革命。我记得，当1923年德国出现革命的形势时，在德国的邻国我们都在准备采取这种革命行动，以便能够在一个以上的国家都同时出现革命的形势。我记得，在形势发展不同于德国的捷克共和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准备了各种的援助计划和类似的起义等等。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将遵循另一条路线。这里我马上要说的是，并不是很多人都理解对国际解散所作的解释，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没有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所以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就在一些共产党中间流传开来了。例如，当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起试图把匈牙利共产党关于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人问题[2]的路线与捷共的路线进行协调时，一些同志就在宣扬国际必须解散的理论，因为各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际目标（即民族目标）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不应该被提到国际的议事日程上。为此，他们冷静地向我们建议：在捷共批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抨击捷共。我们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确信这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共产党的民族追求对于国际来说是不合适的，而无论有如何完全不同的理由。既然现在各国共产党都已经变得强大了，变得引人注目了，对于共产国际或者其他共产党国际机构的要求就会加强。目前令人困扰的是一些共产党正在准备参加选举。同志们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正在为选举做准备，而我们的同志则忙着别的事情。他们还要处理和约问题。但是，一旦选举完毕，和约签订，那时这件事就要提上日程，我们就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这话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中，一个国家不管什么时候获得了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或者社会主义的条件，那就应当实现它，而不管各自的国家是否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也是一种新的前景，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具备了这些条件，那就必须实现它。这对所有的共产党是一种新的鼓舞，因为现在在他们的国家里，能否创造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基本上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09295
赖赫里关于恢复共产国际问题给斯大林的信
（
最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自德国投降以来已经过去两载有余，而和平条约迄今仍未签署。政治形势的不明朗促使一些捷克共产党人在小范围内开始认真思考恢复作为国际权力机构的共产国际的可能性。在此我冒昧地将关于此事的备忘录[3]呈送您过目，并请您在百忙中予以关注。
鉴于关于把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设在柏林的想法可能至少会在西方的公共舆论中引起各种歪曲的议论，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提出讨论。
我一方面冒昧地致信给您——苏联共产党（布）书记，同时按照党的纪律我还把此项备忘录及此信的副本分别递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同志、国务秘书克列门季斯同志以及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佐林同志。
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和无比忠诚。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兹德涅克·赖赫里[4]
№0931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赖赫里来信的
结论性意见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
秘密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此信及所附的备忘录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别处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研究并提出结论意见。对我们关于兹德涅克·赖赫里其人的查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告知说，赖赫里系捷共布拉格地区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该党员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
备忘录的作者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到当初解散共产国际是必然的和适时的，同时也断言（在1946年9月），“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全世界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恢复共产国际……乃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满足于过去的联合形式（第一、二、三国际）。他强调了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许也可以，如作者所说，使其被认定为拥有自己领地（类似梵蒂冈）的权力机构的必要性。
备忘录中空口无凭地断言，“暂时放弃这一路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理由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他还以这样的结论来补充这一论点，即“1938～1945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在新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条件的发展”。
基于备忘录中的这些论点，作者还分析了有关“恢复共产国际”的形式问题，但是他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备忘录的作者还简单化地看待他认为未来的共产国际应当扮演的角色。作者选定柏林作为共产国际可能的所在地，认为共产国际在那里的存在与活动似乎能够“使德国人民有机会在共产国际中发挥出其通过非帝国主义的途径努力造福全人类的无可争辩的才能”。
必须指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
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正如一些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某些共产党看来也被卷入了这些争论（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参见附件）。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近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的和其他的政党已经又重新展开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评。
在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缺乏修养的新人加入到了西方共产党队伍中来。但是历史发展的现今时期促使一些共产党的某些成员在理论方面去独立地领会当今现实的许多方面。鉴于这种情况，批判地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的共产党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
现将兹德涅克·赖赫里同志的来信、“关于共产国际的备忘录”以及有关上述争论的材料一并呈上。
В·莫舍托夫
И·梅德韦杰夫
附 件
在这份材料中介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一年来（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这一段时间）由某些政党及报刊展开的争论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方面。
例如，在1946年3月，捷克国家社会党（贝奈斯的党）主席津克
“捷克人当前正不得不在两种社会主义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马克思是德国人，因而从他的学说中留给世人的许多东西都贴近德国人的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能仅仅是物质的和具有物质属性，如果大家都拥有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么社会就不会变得更美好”。
接着他又说：
“捷克人民并没有紧紧追随和不倦地仿效旁人的癖好和要求。我们并不渴求盲目模仿外国”（刊载于
同一个津克利在1946年3月中旬于布拉格举行的一次该党选举前的动员大会上曾断言，似乎存在着若干个互有区别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据津克利认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反映的不仅仅是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有人民的精神本质、人民的传统、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轨迹。当然，津克利是把“捷克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置于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乃是“捷克人独特的精神品格的反映”。……
津克利在谈及“捷克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愿意向其他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学习之后紧接着又说：
“我们将非常理智和审慎地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习，当然这种学习是带有确定的信念，即确信存在着的不是只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还有若干个这样的抽象构想，而且当通过科学的方法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己生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生命力的时候，这种构想将会变得更多”。（《自由之声》报，
我们注意到，在刊登了该党领导人的这些讲话之后，《自由之声》报在其
对这样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即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报刊发表的这些讲话，在反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斗争（因1946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进程中都抱有确定的目的，已无需予以置评，但应当指出，由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挑起的这场争论的目的在于，力图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国家社会党的报纸《日贾尔报》
“……有时候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合理的事情，但如果革命成为一种职业，则它就是极其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一句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援引过的总统贝奈斯关于革命与进化、突跃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之间的区别的话：‘充分成熟的国家的改革都是逐渐地、规范地、平静地、不使用暴力和不破坏法制地进行的’”。
在这里需要较为详细地说一说贝奈斯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权利报》
“我认为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行旨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应避免强制性的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过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我看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依照民主的方式，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定理论。我认为在人类的发展中我们已经达到有可能这样做的阶段。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实现这些想法和这种观念”。
贝奈斯的这种观点与《自由之声》报
正如《自由之声》所指出的那样。贝奈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意味着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转折。就像封建制度的法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国家在1848年之前在欧洲引起了一系列内部变革一样，后来，例如在1918年之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给欧洲带来的就是普遍的内战和内部变革。我们已经迈入了为建立战后社会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坚决斗争的时代，迈入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向人民民主转变的时代。
这一类比在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那里引起了恐惧，他们担心经过一定阶段的斗争之后，就像封建社会的末日曾经到来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也将到来。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想补充说的是：令封建社会如此痛恨的资产阶级制度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以所取得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进步而曾经令世人瞩目。与此完全一样，在不久的将来，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将取得进步，而在每一个国家当今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转变与发展都将走各自不同的道路。这种进程在一个地方将进行得快一些，而在另一个地方将进行得慢一些，而且人民中的不同阶层还需要适应新的条件。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的自然过程。首先，苏联及其政府就是这样看待这种发展的，因而该政府把目标定为同当今世界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现长期的合作共存”。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样也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人民党报刊的兴趣。一些天主教报纸一方面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出色地经受住了在苏联的实践检验（像在天主教人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民主》报
“需要在人民的土壤中寻找一种具有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特点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源泉。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将符合我们特点和我们需要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发现，天主教徒们提出的关于“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点”与捷克国家社会党人的类似“论点”是一致的。所有这些主张同贝奈斯关于“在每一个国家当今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转变与发展都将走各自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用贝奈斯另外的一种说法，“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民主的方式，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定理论”的公式的真正本质未必有什么不同。
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的右翼分子们正在利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的“论点”来抨击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及其政府当前的对外政策方针。
反动势力也在利用这一“论点”进行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颠覆活动。反动分子深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深得人心，因此无法公开站出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日益亲密。但是反动势力试图用关于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不依附于其他国家的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那些蛊惑人心的表态在人民中播撒对苏联不信任的种籽。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报刊看来不仅仅在理论问题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对内政策的实质方面均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共产党当时就应当考虑到，来自政府联盟中其他政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将会发展为对政府的当前对外政策方针和对内政策的批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
“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对于列宁还是对于马克思都从来未曾是目的本身，但列宁和马克思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由于统治阶级的反抗而被迫采取的极端手段接受下来的”。
该文作者接着指出：
“今天就十分有把握地断言我们将通过渐进的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断言今后将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