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正在进行土改和西部省份居民定居工作。消灭地主和不允许个人大量占有土地，导致波兰农村的中农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10%的土地还留在国家手中。这批土地将用来加强国家成分。
我们对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银行系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在批发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成分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在批发贸易中，国家成分占50%，合作社成分占26%，私人成分占24%。在零售流通领域，国家成分占2%，合作社成分占11%，私人成分占87%。
在分析国家政治形势特点时，哥穆尔卡同志说，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我们是通过同波兰社会党合作达到这一点的。
体现为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作的工人统一战线，构成了波兰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础。我们政治和经济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党行动总是统一的。[33]我们理解，合作也包括波兰社会党同意我们的某种建议，尽管社会党对实现这一建议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我们理解，合作也包括这种情况，当波兰社会党不同意我党开展的某项运动时，但它不给予抵制。
在波兰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传统还很强。这些传统同波兰被瓜分和失去独立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联系在一起[34]。波兰社会党社会民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主义，其程度超过整个第二国际的传统。在过去，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共产主义者和以前的波兰共产党抱敌视和明显的不友好态度[35]。它反对波兰共产党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波兰共产党在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36]只是在战争中和德国占领时期，波兰工人党(其基本成员是以前的波兰共产党)[37]以其同占领者的斗争才赢得了为独立而斗争的爱国主义政党的名声，从而才打掉了波兰社会党手中反对工人党的主要王牌。现在我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地位大大地强大，其影响超过了社会党。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在矿井，我们有着明显的优势。
我们党懂得，不同波兰社会党合作，我党将很难达到领导人民群众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统一。另一方面，不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传统作斗争，不深刻修正它的思想意识，便不能顺利地建设人民政府，把复兴的波兰引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被占领时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为两派。一派号称“自由、平等和独立”，代表社会民主党旧的思想，仇视波兰工人党和苏联。另一派人数不多，力量很弱，又分两翼——右翼和左翼。早在被占领时期，我们就开始同这一派的左翼合作。它的领导人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38]，不过他现在又站到了波兰社会党右翼一方。
左派是现在统一战线中的波兰社会党的萌芽，它开除了最反动的领袖，把基本的社会党群众团结在一起。
可以把波兰社会党看做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最左翼。波兰社会党不能不同我们合作，因为没有波兰工人党便不能管理国家。但是应该指出，波兰社会党之所以同我们合作，是由于它有意识地盼望这种合作。历史经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波兰社会党的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它的队伍中，出现了我党非常赞成的根除有害的反苏主义传统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两党统一战线和合作的直接结果——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共同成绩也大大促进了这一点。
波兰社会党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它的内部分三派：左派、中派和右派。而且中派又分左右两部分。党的领导权操在中间派手中。波兰社会党左派力量很弱。对党没有多大影响。右派力量很大，有许多有经验的干部。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三年合作的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这一经验，我们使波兰避免了各种政治和经济波动，巩固了人民波兰的新制度基础。但是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合作应按有机统一的路线发展，否则在一定条件下这一合作必然会中止并演变成尖锐的斗争。两党之间，由于人员和经历的不同，由于角逐，由于对党的爱国主义的理解不同，由于思想差异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常常出现尖锐的冲突。至目前为止，两党中下层组织合作的实践表明，这类问题曾引起不少剧烈冲突而破坏合作。两党党员群众思想水平很低。战后三年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新接受的党员近50万人，他们很难掌握两党的思想区别，因为两党合作并未在自己的日常刊物上讨论过这些区别，而在主要的现行政策问题上两党又采取公开一致的立场。[39]
波兰工人阶级是人民的领导者，但是思想不同的两个党都想得到工人阶级的这种领导权。波兰社会党要求我们把它看成权利平等的党。我们承认两党形式上平等，但不能放弃领导权。由于不能存在两个领导，实际上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权利平等是不可能的。波兰社会党意识到自己依附于波兰工人党，从而力求摆脱它，企图同敌视民主的各政治力量，即同米科瓦伊奇克[40]的党建立联盟。通过成立各民主党竞选联盟，我们使它的打算化成了泡影。于是波兰社会党改变了策略，开始依靠反动分子扩充自己的党员数量。
与此同时，在波兰社会党中，“自由、平等和独立”分子积极活跃起来反对统一战线。中央领导开始公开鼓励他们的活动，破坏统一战线和两党的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提出两党有机统一的口号。为使波兰社会党不再向右滑，这一口号是必需的。我们指出了合作应该发展的方向，把统一问题作为现实的迫切的具体的目标提出来。有机统一的口号意味着对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坚决宣战。
同时我党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投机运动，在运动中暴露出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安全机关揭露和逮捕了社会党内部所隐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派别小组。
波兰社会党中央领导人明白，它依靠损害自己统一战线的面目加强本党的策略将会破坏同波兰工人党的合作，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些领导人决定脱离这条不可行的道路。为答复我们有机统一的口号，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强调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同波兰工人党的统一战线和合作。
最积极的右派活动家被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了下来。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接受了我们定期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的建议。最近3个月，召开了近1500次这种会议，两党出席会议的成员超过了30多万人。几天之前，召开了两党中央积极分子大会。这些会议的目的是普及工人党和社会党两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外，我们同波兰社会党达成了共同组织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准备一起对两党党员进行政治教育。
只有通过同波兰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毒作斗争，才有可能在波兰建立统一工人党。现在很难预见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和形式。但是，波兰社会党中现在的大部分积极分子很可能在未来统一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党的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不愿依据这一思想的分子，必然要离去，放弃政治生活，无论如何得放弃合法的生活。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位置，如果分裂，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党。
今天我们很难说，我们什么时候达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有机统一。但达到这一统一是必须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我们继续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条件。[41]
断言人民政权已无任何来自内部的威胁，我们这里已无可使波兰逆转的力量——这种乐观是不明智的。反动派在经济领域还有很深的根基。基督教会就是一支很强的反动力量。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在它的影响之下。反动的党派和组织还可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一些反动分子正在向参加民主联盟的政党里钻。我们对青年的工作很薄弱，基督教对青年有很深影响。波兰还继续存在的经济困难是反动派的又一盟友。
在分析反动力量的特点时，哥穆尔卡同志谈到了基督教会。它的力量源泉首先是它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影响，以及它控制之下的广大的中央集权化的教区和教堂机构。由于一部分教徒参加了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而且付出了重大牺牲，基督教在战后保留了自己的影响。
选举期间，由于党的灵活政策，我们得以使基督教会部分地保持了中立。选举之后，主教团反民主的活动加强了。
国际反动派利用宗教，企图在波兰建立反动党派。我们绝不能容许这一点。我们同教会反动影响的斗争计划是建立在我们长远的经济打算以及文化和思想革命的计划之上的。
波兰人民民主制度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没有排除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这些政党将不仅反对人民政府,而且还将反对新的社会制度。经验表明，反对党是很危险的，绝不能给它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全部的民主权利。我们只是在资产阶级阶层中没能限制住反对党的影响。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压制很大，资产阶级思想是每个反对党的强有力的盟友。这种党的自由民主性质只能有利于加强它的影响。此外，被禁止的反动党和法西斯党的信徒们大多集中在反对党的队伍里。
反对党在反对人民民主的时候通常都越出法律界限。反对派的总的特点是同干涉我国内政的国际反动派，主要是同盎格鲁-撒克逊反动派有联系，结果反对党堕入了叛卖祖国的泥潭。
我们容忍波兰反对党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经常给它们点颜色看看。[42]
波兰反动派把英国和美国作为发展方向是米科瓦伊奇克的党在竞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盎格鲁-撒克逊反动集团反对波兰西部边界的行动和苏联保卫这一边界，使波兰居民中战后初期所存在的深厚的亲英、亲美情绪迅速地消失。同时，对苏联的好感加强了，而且不断增长。波兰人民把波兰反动派的政策同英美反动派的政策看成是一回事完全是正确的。
无论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企图，还是反对党的斗争，都没有改变人民民主政权的根本性质。在波兰发展的现阶段，在现在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我们打算继续把政权建立在各民主党联盟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在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支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各民主党联盟为基础的政府。
目前的政府建立在五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和劳动党联盟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后两个党对波兰社会关系发展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农民党——代表劳动农民的党则是重要的联盟成员。我们努力保护这个党，把它作为我们的盟友。[43]
在指出波兰农民运动的历史根源时，哥穆尔卡同志讲述了农民党的由来。米科瓦伊奇克回到波兰后，成立了波兰农民党，其中集中了农民运动中的所有反动分子，还有部分中间分子。没有建立自己党的萨纳奇分子[44]和恩德茨基分子[45]也渗透到这里。米科瓦伊奇克和他的党在反对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使用了狡猾的手段。表面上米科瓦伊奇克同意进行社会改革、没收地主财产和把主要的经济目标国有化。实际上他想努力推翻人民政府，把波兰社会党从政权中挤出去。主要是在我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之后，加之竞选失败和农民党内部的危机——一部分杰出的活动家退党并组成左翼农民党，米科瓦伊奇克农民党的影响大大减弱了。至今为止，这个党仍是反民主力量的重要中心。
我们的敌人常拿集体农庄恫吓农村居民。[46]我们党在长期时间里放弃了组织集体农庄，但也没有向农村居民指出农村经济改造的具体计划。这是我党在农村工作，在加强我党在农民之中的影响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这一缺点也反映在我党的社会成分方面。尽管农民占波兰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我党成分中，农民只占20%，而且主要是原来的雇农。
农民党失败之后，它所代表的过激农民运动明显地加强了。这一运动不仅波及贫农，而且波及中农。但是富农分子开始渗透到这个组织里来。
农民党的严重问题是真诚捍卫劳动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领导干部问题。没有工人党的帮助，农民党则没有政治出路。在党内，这种农民中的二号资本主义人物可能占上风。通过影响农民党中经常处于我党影响之下的核心骨干分子，我们力争避免这种趋势。在地方，我们还召开波兰工人党和农民党中层积极分子联合会议。这些会议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形成了人民的农民运动，把它引上了同工人运动合作的方向，塑造了农民党的思想面貌。
波兰人民民主的严重缺点是青年组织涣散。我国有几个青年组织，其中每个组织都接近于国内相应的政党或政治流派。现在我们正尽力消除青年战线中的这种涣散状态。[47]
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中还有不少薄弱环节。首先是干部培养。我们组织了中央党校，开设了3个月和半年的学习班，培训了近3000名同志。我们还有短期州党校，已有近11000名同志毕业。我国还有青年斗争协会学校，工会学校。对干部培训我们给予了高度重视。
我们有意识地展开了建设群众性的党的工作。干部的党不能代替群众性的党，况且我们有经验的积极分子并不多。我们经常要派几万名党员去开展各种社会运动。近来我们准备放弃大规模征募党员的工作。由于经常更换党证，我们清除了异己分子和不够格的人。我们打算清除5%的党员。
在我党生活困难的日子里，我党有幸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和指示。利用这些指示，依靠波兰工人阶级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我们取得了波兰现在的成绩。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分析了对外政策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的巩固基础是与苏联的联盟，是不断加强人民关于这一联盟必要性的意识，要向人民解释，从波兰国家利益的观点看，这一联盟是正确的。要摧毁和粉碎一切的反苏中心，根除自伟大十月革命以来就不断用来毒害波兰社会舆论的旧的反俄情绪和反苏偏见。现在在这一领域，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利用我国西部各州的问题和苏联帮助波兰确定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这一事实作为这一斗争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遵循民族问题必须服从社会解放斗争的利益这一原则。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新战争贩子企图重新武装德国人，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和斯拉夫国家的工具，梦想让这些国家的人民重新变成资本主义的奴隶。所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上的波兰边界不仅是历史上有根据的波兰国家边界，而且是给人类带来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欧洲新社会制度在西部的突出部边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共产党和所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进步的革命民主力量，同波兰工人阶级和全体波兰人民一样，都在关注奥得河和尼斯河上的波兰西部边界。
我国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础是斯拉夫的团结。这一团结不仅是我国同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未来同保加利亚联盟的动因之一，而且是波兰同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经济接近的源泉。[48]
我国对外政策的第三个基础是为巩固建立在波茨坦公告原则基础之上的和平，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策源地，首先是为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而斗争，反对德国在其保护者的援助下发动新的侵略的任何可能性，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欧洲各族人民主权的威胁，反对西方集团和所有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帝国主义反人民联盟的企图。
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同时坚决反对它们向波兰渗透和在波兰依靠波兰农民党和法西斯地下组织建立巩固的政治基地的企图。我们挫败了英美国家的这些企图，迫使它们召回了它们败坏了名声的大使并派来了新的大使。
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继续积极地实行渗透，这次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会和波兰社会党的某些集团身上。
从上述原则出发，我们对所谓的马歇尔计划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我们不拒绝利用美国贷款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把美国援助看成是“救命稻草”。相反，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扩张形式，它威胁着欧洲国家的主权，使欧洲国家充当美国半殖民地的角色。
我们彻底捍卫我们的这一立场，尽管波兰社会党有某些动摇。
我们把波兰变成了民主、反帝和爱好和平国家总链条中巩固的一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分子把我们封在了铁幕后面，企图以此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分开。看到他们奴役波兰的计划和指望落空了，他们拒绝了对我们的经济援助。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因内部矛盾而斗争，但在反苏和反民主政策的基础上可达成协议，正努力组织新的战斗。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美帝国主义现在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面目和它的企图揭露得还很不够。
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除苏联之外，正在明显地变成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非常必要交流各个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彼此协商各自的想法，以便采取较好的方法和最正确的策略，战胜本国的阶级敌人，挫败世界帝国主义的企图。
哥穆尔卡同志报告之后，宣布休息20分钟。
№11622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联共（布）工作情况的报告
(
绝密
20时25分会议重新开始。
担任主席的哥穆尔卡同志让马林科夫同志作联共(布)工作情况报告。[49]
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联共(布)工作的情况报告[50]
一、战后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
在我们苏联被称之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和由战争向和平的过渡，使联共(布)面临着消除战争后果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复杂的任务。党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由解决战争任务转向解决经济和文化任务。
在这一国家发展的新时期，斯大林同志详尽地确定了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在1946年初在对选民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医治好敌人给我国带来的战争创伤，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恢复到战前水平，进而在最近的时间超过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
我们党认识到，顺利地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克服严重的困难，因为对于苏联来说，过去的战争是俄罗斯以往所经历的所有战争中最残酷和最严重的战争。
战争使苏联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由于德国入侵，在战斗中以及由于被占领和把苏联人驱逐到德国，苏联损失近700万人[51]。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使苏联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法西斯强盗毁坏和焚烧了成千上万个工业企业、国营农场、机械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破坏了我国西部的整个铁路网，使国家许多地区变成废墟，消灭了苏联人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夺走了几百万苏联公民的生命。德国法西斯造成的损失，仅直接毁灭的财产就达6790亿卢布。[52]
其他任何国家，甚至最强大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受这样的损失，都会倒退几十年而变成二类国家。但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它证明了自己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在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由于我们的祖国在斯大林领导下在战前做了长期的国防准备。认为这一历史性胜利没有战前全国的积极的国防准备也可取得，或认为这一准备可在短时间里，比如3～4年时间里完成——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对希特勒德国这样的敌人实施打击，反击它，然后彻底消灭它，除了我国军队的无比英勇之外，还需要有完全现代化的和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需要有很好的和充足的给养。为此，必须有金属、燃料、发达的机械制造、粮食、棉花。而要具备这一切，必须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历史改造，从1928年起，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
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已具备了满足前线最低物质需求的能力。这些物质能力是我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经过3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建立起来的。这3个五年计划使苏联建立起了实施胜利战争的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没有党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国家便不能做好积极的防御工作，而这一政策不仅遇到了外部敌人，而且遇到了苏联内部敌人的恶毒和疯狂的反对。党的这一政策是在同各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李可夫反革命集团的激烈斗争中贯彻执行的。这是一伙卑鄙的叛徒和投降主义者，为了外国侦察机关的几个钱企图从内部破坏苏联的实力，为我们的敌人创造在战争情况下于其有利的形势。
党既没有屈从于一些人的威胁，也没有屈从于一些人的叫嚣，而是义无反顾地前进。党没有顺从落后，不怕逆流而上，总是保持主导力量的地位。没有坚定性和坚韧精神，联共(布)便不能捍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也就不能使国家做好积极的防御，不能保障战争中战胜法西斯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党粉碎了所有反党、反苏维埃的力量，从而及时地消灭了苏联出现“第五纵队”的一切可能性。战争表明了苏联人民前所未有的统一，表明了它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核心的团结。
但是，战争初期苏联的这种强大的经济前提还不能保障胜利的必然到来。还要求巧妙地利用这些能力，迅速地动员它们以供战争所需，按照战时需要改造它们。在严重的战争条件下，冒着敌人的打击，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党巧妙地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了战争轨道上来，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提出了“一切为前线”的口号。
敌人对于苏联政治制度内部不巩固的期望落空了。希特勒分子指望，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多民族的国家将解体，我国各民族之间将发生摩擦、产生分歧，他们的这一指望落空了。战争表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坚如磐石的。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为首的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奋起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成果。由于新社会制度的胜利和我党正确的民族政策而形成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是苏联力量的源泉。
斯大林同志说，“苏维埃国家制度，表明它是多民族国家的典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这样一种国家组织体系，在那里，民族问题和民族合作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好”。
尽管蒙受了重大的牺牲创伤，苏联走出了战争，并且更加巩固和强大。保障了我们战争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村集体农庄制度的活力，现在党解决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任务的时候，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当由战争转入和平时期时，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尖锐，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生产水平下降，企业关闭，失业增长，经济中不能利用复员的广大军人，等等。而在苏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避免了类似的战后动荡。在苏联，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有的只是生产和人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
1946～1950年新的五年计划规定了国民经济战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该五年计划主要的经济政治任务是:使遭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各地迅速复兴，把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一水平。
根据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生产1948年就要达到战前水平。以后几年，工业产量要达到战前的1.5倍，而且要保障优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舍此便不能迅速而顺利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整个苏联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应该加强国家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