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障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需求和丰富我国主要日用品，五年计划还强调发展农业和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业。

我们要大大超过战前人民收入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在短期内取消票证供应制度，代之以苏联文明的发达商业，特别关注扩大生产日用消费品，通过不断的降低物价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加强货币周转和苏联的货币。

五年计划的出发点是:保障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的技术更新，将其作为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为此，我们提出了在近期内赶上和超过国外科学成就的任务。

五年计划规定了进一步提高苏联劳动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伟大任务，规定恢复和扩大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网，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扩大住宅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五年计划提出要保障苏联文化和艺术的繁荣。

五年计划致力于进一步提高苏联的国防，给苏联武装力量以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为保证我国应付一切情况，捍卫和平和防止对苏联及其盟友发动新的侵略，我们应加强苏联的武装力量，巩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

完成新的五年计划，保障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还意味着恢复战前我们走过尔后又被战争中断了的苏联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完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新五年计划在这方面意味着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1946年和1947年过去的几个月的情况表明，新五年计划正在顺利地完成。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业已走上生产民用产品的轨道。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地区迅速得到恢复。

完成五年计划是在巨大的劳动热情下进行的。为超过完成1947年计划，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献礼，现在在全国范围里，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正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乌拉尔、高尔基、库兹巴斯等这样一些大型工业地区完成计划的进程使我们指望能够提前完成1947年计划，这将意味着完成五年计划的整个速度要加快。

从1947年7月生产煤、铜、铝、镍、电力、拖拉机、车床和某些其他机械的情况看，苏联工业已接近战前水平。

通过一年半的实现五年计划的奋斗表明，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某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这比开始预计的要快。所以，正在重新审订某些工业部门初期所规定的五年计划任务，进一步加大这些任务。

同时应该指出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意义。在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东部建起的工业基地，在战争时期由于有1300多个企业从国家西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这些基地大大地发展和加强了。所有这一切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在战争年代，东方为前线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坦克、大炮、飞机、弹药等武器装备。战后，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的工业迅速转向生产和平产品。在新的五年计划里，东部地区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还将进一步增长。

自然，战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困难的和自发完成的。在完成五年计划的道路上我们得克服许多困难。

把国民经济从军事轨道转向和平发展轨道，这本身就有许多经济、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同时，还不能忘记，在把国民经济转入和平轨道的时候，我国还遇到了1946年的旱灾这样的严重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它使我国主要产粮区歉收。如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这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完成了供应居民粮食的任务，保障了五年计划第一年任务的完成，那么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感谢党在领导经济中政策的正确。

在这里应该指出，手里握有物资和粮食储备对巩固苏维埃国家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储备便不能有计划地驾驭国民经济。储备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强大武器，是应付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的可靠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特别重视建立国家储备。

谈到我们发展的困难，首先应该指出，保障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业劳动力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战前就发生了。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困难。

从保障企业劳动力的观点看，苏联没有失业为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创造了完全新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从失业大军里吸收他们需求的劳动力；失业大军在危机时期便膨胀起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又削减下来，但只要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永远不会消失，它是资本主义的常期伴侣。失业大军依靠两个渠道得到补充：一是农民破产，饥饿把他们驱逐到工厂做工；一是城市小资阶级——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商人的破产，他们最终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社会主义消灭了这种因劳动群众贫困而劳动力储备得到补充的根源。我国再没有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城市也没有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没有劳动力自行流动。

不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没有工人阶级数量的不断增长是不可思议的。需要扩大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人数。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人和职工人数需要增加600万人。工业、交通和建筑业吸收新劳动力是完成1946～1950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的决定条件之一。在正常条件下这已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况且是在战后，战时苏联社会青壮年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影响的。

这就是党和苏维埃国家特别重视计划分配劳动力和寻找新的国民经济劳动力补充源泉的原因。不建立必要的劳动力储备，社会主义工业便不能发展。所以，建立国家劳动力储备，在工厂职业学校里培训年轻劳动力，并把他们分配到相应的工业部门是党特别关注的目标。五年计划规定为此培养450万人。

在我们面前还有另外一种困难。由于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不能指望从国外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设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这就需要额外努力组织生产在正常国际形势下可以从国外进口的新型设备。

所有这些困难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发展的速度——新的建设项目运营投产，总的建设计划的完成。

在农业方面我们还得克服严重的困难。战争暂时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削弱了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由于转入战争需要，停止了拖拉机的生产。大大减少了农业机械及其备件、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战争年代播种面积减少了，农业技术状况恶化了，粮食产量降低了，牲畜头数减少了，畜产品产量降低了。战争造成的困难同1946年国家许多地区出现旱灾造成的困难连在一起。

在这些条件下，党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农业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专门措施。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战后发展农业办法》的详细决议。现在党在农业方面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从组织-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以及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党坚决制止了损害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违犯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和支付。与此同时，党还采取措施以求扩大拖拉机、康拜因和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扩大农业所需化肥的生产。

中央全会的决议里规定了战后发展农业的详细规划。决议详细指出了扩大谷物、技术作物(棉花、甜菜、亚麻等)生产的途径，指出要发展畜牧业，改善农业技术，完善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作，改善国营农场的工作。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为技术装备农业所应完成的任务。所有这一切措施，旨在迅速巩固和提高国家农业，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保障农业的提高，以便使我国居民有足够的食品，工业有足够的原料，使国家有必要的粮食和原料储备。

苏联的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报之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它对1947年整个农业工作计划的完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1947年增产丰收，全国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政府通过了专门措施表彰农业和畜牧业中的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于勋章)。

今年春播进行得很顺利。1947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去年增加近800万公顷。

今年谷物收获组织得很顺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粮食定购工作正在进行中。

农业年度的预先总结说明，在解决粮食问题和建立国家粮食和原料储备方面，今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巩固集体农庄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为进一步改善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建立了必要的条件。

农业的成就为今年在苏联取消票证供给制度创造了条件。票证制度在战时是必要的，当时需要减少后方的需求以保障前线部队的定期供给。当战争结束、部队复员后，票证制度的必要性降低了，这一制度应该取消了。苏联政府可以回到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全面发展生产和需求上来了。许多州的旱灾，国家粮食储备的减少，要求把取消票证制度由1946年推迟到1947年。为了给取消票证制度作准备，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取消多种价格。

我们完成五年计划的工作，是实现斯大林同志给全联盟人民提出的下述任务的第一步：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巨大高潮，把我国工业提高到战前两倍的水平。我们应在以后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达到：我国工业每年可生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6000万吨石油。

二、党的建设问题

我党生活中的最典型特点和主要特征，它的成就的基础是它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和人民对党政策的无限支持。党的正确政策保障了苏联人民思想政治的巩固和团结。

这一切使我党能够在卫国战争中组织力量歼灭敌人和战后动员起全体人民顺利地展开消除战争后果的工作。

在去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和今年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联盟的胜利深刻地鲜明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选举是在巨大的政治高潮中进行的，它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人民对自己党的无限信任和支持。

战争要求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自然，在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受到限制。所以在由战时转入平时后，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取消这些限制，保障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苏联人民想过如愿以偿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

这一切给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工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这些新要求的观点看，由于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轨道，要求认真改造党组织的工作。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在党组织的工作中揭露出了战时没有看到的严重缺点，揭露出了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失误。

我党的成绩及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在战争中所经受的考验，没有给我们居功自傲和停止不前的权利。相反，战后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以及现在的整个国际形势确实要求联共(布)毫不动摇地提高全党思想教育工作水平。

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我党组织的工作。在战争年代，党的机关在组织后方和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战争条件下，党的机关被迫承担了不少管理经济的业务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正确的。但不能不看到，这在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些消极现象，导致了党内工作的削弱，同时还导致了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基本原则之一被破坏了。

现在，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党提出了加强地方党的机关和加强党组织的工作，提高党内工作水平和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国家和经济活动的水平，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党内工作任务之一。

完成这些任务同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批评是我党发展的基本条件。

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党提出继续巩固苏维埃国家，完善国家机构，改进国家机构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在组织完成党和国家指令方面，国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党在建立灵活而具体的国家机构和培养忠于党的事业和具有必要的知识和组织才能的国家干部方面所作的长期工作得到了回报。

现在，提到国家机关工作首位的是：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律，反对私有制的流毒，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在我们活动的各个方面加强国家纪律而斗争。

在这些条件下，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提高它在完成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当中的组织作用，为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最近的时间里，全国地方劳动者苏维埃将要选举，这将大大改进各地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

战后党和国家工作的新任务给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尖锐地提出必须提高党和苏维埃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水平。培养和培训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帮助几百万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国家经济知识和苏维埃国家经济政治知识，以及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知识武装他们——这是目前党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为了切实提高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联共(布)中央认为需要在最近3～4年的时间里，通过党校及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班对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的主要的党和苏维埃干部进行培训。为了这一目的，在改造学校和学习班训练网方面已做大量工作。为培养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范围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成立了高级党校，学制3年。目前在这一党校学习的有1000名学员。此外，高级党校还开设9个月的学习班，培训州委和边疆区委年轻的书记，州劳动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州和边疆区报纸的编辑等。在这些学习班学习的已超过500人。

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中心，开办了177所两年制的党校和9个月的训练班，有近3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和报纸工作人员在其中学习。

联共(布)中央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负责为中央党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联共(布)州委和边疆区党委培养理论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高等技能的教员和科研机关、科学杂志理论工作者。科学学院设有以下专业：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与政治，国家和法权理论，国际法，苏联历史，通史，国际关系，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俄罗斯和西欧哲学史，逻辑学和心理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科学学院研究生学制3年。现在在这里学习的研究生近300人。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党人数大大增加了。

尽管在卫国战争前线，我党伤亡很大，但战争期间党员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如果说战前党有党员和预备党员380万人，那么现在党员人数已达630万。也就是说，近一半党员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加入联共(布)队伍的。

我党人数如此猛烈的增长是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绝大部分加入我党的人是在祖国危难关头入党的，也就是说，加入党的是人民中最坚定的分子。

党的队伍的迅速扩大和党的成分的变化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对共产党员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近年来入党的人，没有受过必要的政治训练。出现了党的数量增长同党员和候补党员政治教育水平不相符合的情况。鉴于这种情况，党提出不再迅速增加党的数量，而要对党员和候补党员展开政治教育，把重点放在提高共产党员政治水平上，因为毕竟是质量重于数量。

在提高共产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和劳动群众共产主义教育水准的事业中，现在广泛展开的对列宁和斯大林生平事迹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6年恢复了因战争中断的列宁文集的出版工作，并开始出版斯大林文集。文集将印刷50万册。

此外，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各种著作也开始出版，印数到9000万册。斯大林简明传略出版发行100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战后出版1000万册，从开始出版时算起，已超过3000万册。

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同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密不可分。在逐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国粉碎和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之后，国际资产阶级在苏联内部失去了它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支柱。但是，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苏联人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私有制思想的余毒和资产阶级道德的余毒，某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倾慕，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等等。

在诸多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中，特别应该提出培养和发扬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把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偏见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把人民对于自己苏维埃祖国的无限忠诚，把我国所有民族劳动群众的兄弟般合作作为自己的基础。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人民的民族传统和苏联全体劳动者的共同根本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发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同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的表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以尊重其他民族和承认它们独立发展的权利的精神教育苏联人民。

最近，党同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各种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的表现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种表现在我国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中传播很广，它是可恶的原沙皇俄国的流毒之一。党对这种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的许多具体表现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因为这些表现在现阶段对苏维埃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危险——国际反动派的间谍机构为了削弱苏维埃国家，正极力想利用这些染上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病毒的人。

十月革命把俄罗斯人民从外国资本的经济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使我国成了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实现了文化革命和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之后，我国人民使国家摆脱了对资产阶级西方的依附——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苏联成了世界文明和进步的支柱。

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有崇洋媚外的位置呢？类似这种反爱国主义的行为、表现和情绪的根源在于可恶的原沙皇俄国的余毒。在沙皇俄国占有巩固阵地的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千方百计支持和宣扬关于俄罗斯人民文化和精神缺陷的观念。脱离人民和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不相信俄国人民的创造力，不允许俄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从此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俄罗斯人应当永远充当西方欧洲“老师”的“学生”。

这些旧的资本主义代表的流毒现在被美、英帝国主义的间谍机关所利用，它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侦察机关和反苏宣传在苏联内部找支撑点。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努力在带有不相信自身力量烙印和染上崇洋媚外病毒的某些不坚定的我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寻找薄弱点和突破口。这些人很容易成为外国侦察机关的养料。

在现在的条件下，党的思想工作的矛头是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同各种思想歪曲作布尔什维克式的不调合的斗争。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话剧院剧目等等决议)，以及在中央倡议下不久前举行的哲学辩论[53]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证在科学和艺术活动家的队伍中，战斗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占主导地位，以此加强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党性，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所有手段——报刊、宣传、科学、文学、艺术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巨大的社会教育作用以及它们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尤其是在正确培养青年——培养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不怕挫折、准备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事业中的作用时，联共(布)中央指出:苏联作家和艺术、文化活动家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可能有其他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没有思想性、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教都是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的，都是对苏联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有害的，都不应该在我们的书籍和杂志中有立足之地。联共(布)中央指出:我国的文学和艺术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应遵守构成苏维埃国家生命基础的东西——中央的政策。

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告诫苏联文化界的代表们不要崇拜正处在颓废和瓦解状态之中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和艺术。

中央特别强调全面开展认真的和客观的批评意义。舍此便不能继续发展苏联的文学和苏联的艺术。为了对思想工作各个领域的缺点展开批评，联共(布)中央成立了《文化与生活报》(联共(布)中央宣传部机关报)。

不久前在联共(布)中央倡议下，对格·费·亚历山德罗夫[54]的著作《西欧哲学史》进行了哲学辩论，结果揭露出了我们理论战线上，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缺点。为克服这些缺点，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科学理论工作的进一步提高，成立了《哲学问题》新杂志。

现在中央委员会正在起草新的联共(布)纲领。现行的联共(布)纲领明显陈旧了，应进行修改。[55]

在制定新纲领的同时，对党章也在进行修改。战后国内和党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章许多条款过时了。

三、对外政策问题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阵地加强了，帝国主义阵营的阵地削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苏联的巩固和一系列国家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

粉碎德国和日本意味着帝国主义阵营的衰落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战争之后美国变得强大多了，而美国的伙伴——英国和法国削弱了。

在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被粉碎和英法衰落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实行旨在建立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新扩张主义政策。

在这些战后新的条件下，昔日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相互合作的军事盟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国际政策方向。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代表着一种政策方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针是颠覆帝国主义，保障各民族之间巩固的民主主义和平，保障全面加强爱好和平的各民族的友好合作。

同时，我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苏维埃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际意义不断增长上。

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领导着国际政策的另一种方向。为了巩固美国垄断资本在战争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所占领的阵地，这一集团走上了公开扩张的道路，走上了奴役被削弱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奴役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的道路，走上了拟定新的战争计划、在同“共产主义危险”做斗争的旗号下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美国资本的这种政策方向最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在杜鲁门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之中。

当代国际政策的两种方向就是这样。

苏维埃国家和英明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在战前和战争中利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们本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出发，奉行同所有那些表示愿意友好合作的国家在遵守互惠原则和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保持真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方针。苏联捍卫这一方针，它坚定地彻底地恪守自己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义务。

同时我们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敌视苏联的政策，不管它来自何方。苏联同民主主义国家一起坚定地揭露所有和平的敌人，人民友谊的敌人，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国际合作的敌人，同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采用歧视政策，贬低它们的意义或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时绕开他们，制造阴谋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敌对联盟和集团等一切企图做斗争。

联共(布)清楚地意识到过去战争中苏联盟友目前这种改变政策方向的危险性。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放弃了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所承担的义务，在德国和日本、反民主的土耳其和法西斯君主制的希腊等国反民主阶层中寻找自己新的盟友。我们看到，这种游戏孕育着很大危险性，它们放纵佛朗哥西班牙，称赞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支持中国的反动制度，而对像南斯拉夫和波兰这样对粉碎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则实行迫害和歧视的恐怖主义政策，粗暴地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干涉其内政，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民主、反政府分子，越来越公开地可耻地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制定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的侵略计划和新的战争计划。与此同时，美国的统治集团还是新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的倡导者。

自然应该看到，梦想成为侵略者的人想发动战争和可能发动战争之间的区别。新侵略者模仿希特勒分子，对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讹诈和恶意宣言。

我们拿来同美英帝国主义分子计划相对抗的是苏联和民主国家，首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苏联沉着地、坚定地反击一切对它进行讹诈的企图，敏锐地注视着帝国主义阵营里它昔日盟友的一切可疑行动，严防自己上当。

对于苏维埃国家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忠诚盟友——新民主主义国家，苏联永远准备着而且现在正在给它们以支持和广泛的援助，坚定地捍卫它们的利益。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奉行坚决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争取民族解放和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

这就是联共(布)对外政策的基础。

由于苏联消灭了国内对抗阶级，达到了苏维埃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现在苏联阶级斗争的锋芒开始转向国际舞台。这里正在形成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在与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较量中，我们的党将检验自己的武器。联共(布)非常重视对外政策问题，关心选拔和培养能够保障贯彻执行党的对外政策的干部。

党很重视用国际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干部，教会他们如何理解国际形势，学会在国际舞台上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区分朋友和敌人，猜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险恶用心和恶习。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苏联同全世界尤其是同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真正的民主的先进的进步集团和组织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联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战后苏联社会组织获得了积极参加国际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广泛可能性，可以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民主组织发展友好的联系。

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加国际民主组织，帮助我们兄弟的共产党争取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统一的斗争，对抗右翼社会党人和这种统一的其他敌人的分裂活动，促进进步组织的成长和巩固，同时也加强苏联的国际影响。

我国同各国民主组织的各种文化和政治联系，促进了在国外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加强苏联的影响，促进各民主组织的活动。

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之后，联共(布)本着对自己国际义务的理解，保持了同兄弟的共产党和其他同我们亲近的民主组织的联系。

联共(布)努力答应各兄弟的共产党的请求，不拒绝给予同志般的援助，如果出现这种必要的话。

对联共(布)的请求是各式各样的，其中包括请求帮助制定纲领文件，政治计划，共产党要执行的最重要的法律等。

此外，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等国)还时常同联共(布)领导人会晤，尽管不都是定期的。

1945年，联共(布)中央开始专门出版对外政策问题通报，定期介绍外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各共产党的工作经验、外国政府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