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27
卡德尔和吉拉斯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南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
绝密
会议于
会议主席哥穆尔卡同志请卡德尔同志作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卡德尔和吉拉斯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卡德尔同志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名义欢迎与会者。他说，我们特别欢迎，身为各国共产党导师和榜样的领导党——联共(布)代表的出席。说联共(布)是领导党，不仅是因为它是伟大苏联人民的党，不仅是因为它以自己人民的经验和热血促使我们战胜了法西斯。联共(布)是领导党，是因为这个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的党。苏联的力量和它现在的国际作用，联共(布)的整个过去，使这个党成了进步的热爱自由的人类的领袖。这样，很自然，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希望同这个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7]
南斯拉夫共产党欢迎这次会议的召开，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的联系能经常保持下去。我们完全赞成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倡议。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争开始前在广大群众中就占有了阵地。但它的领导作用是在战争期间最后形成的。
1941年4月战争[8]之后，我们立即着手建立不大的完全保密的军事委员会，其使命是为发动武装起义做组织准备。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在整个南斯拉夫建立起这种委员会系统。
中央认为，随着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国际条件的变化，不仅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帮助被进攻的苏联，此外还有国内条件的变化。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把苏联参战看成是消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保证。群众同占领者斗争的愿望大大增强了。因此，南共中央于
毫无疑问，第一个因素是:从被占领的第一天起，我党就有通过开展游击运动武装起义的明确方针。而且我们依靠了预先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果，依靠了我们人民对占领者的仇恨，依靠了在人民面前揭露旧的政党。正因如此，在组织武装起义的事情上，我们没有等待其他政党，没等待它们同意进入战争。我们把武装起义的全部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同占领者进行了彻底的毫不动摇的武装斗争，保持了党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实施一系列革命措施以使劳动群众把人民解放战争真正理解为自己的战争。
当时我们党内的确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怀疑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他们说，游击战争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是武装起义的主要手段，武装起义的主要手段只能是全面罢工、街垒战和夺取城市政权。还有意见认为，把工人从城市吸引到森林中去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人离开城市进入山区并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军事领导人也是错误的。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的这些意见很快被批驳了。
我们党的方针是：把边区的游击运动发展为人民起义，并在正规军(它应在人民起义中成长起来)部队的帮助下使人民起义发展到城市。所以我们为解放领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们做到了由游击队逐步建立起正规军。起初，游击队多少都同一定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由地区司令部实施领导。后来，当条件成熟后，我们开始由游击队建立特别游击旅，旅设司令部。这是我军最初的正规部队，它们按照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战役计划进行调动和使用。由这些独立旅发展为师和军。我们没把游击战争理解为对资产阶级施压和使它做出某种妥协的工具，而是把游击战争看做是完全战胜占领者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工具。这就是我们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9]
我们策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人民阵线的特别发展。在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囿于人民阵线的一般解放和民主纲领。我们要求，除同意人民阵线的一般的政治纲领外，还要执行两个条件：
第一，希望人民阵线的各主要组织成为所有爱国力量的统一组织，它们不是按对等原则，而是按民主方法，按照一些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功劳选出自己的领导人。[10]这样，在1941年通过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协商成立人民阵线的地方，我们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在1942年，这些集团放弃了自己的组织独立性而完全并入了人民阵线。[11]
第二，我们要求加入人民阵线的每个政治派别和每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积极地帮助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有一些政治家，他们准备接受人民阵线的政治纲领，但不接受武装起义。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主要的政治打击方向是针对人民解放战争前线和占领者之间所谓的中间分子。这些人实际上同占领者合作，公开宣扬假解放和假民主口号，指责他们所谓的人民阵线和共产党的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我们无情地揭露这些反动的说客——占领者的帮凶们。[12]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范围内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南斯拉夫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实际上是在我党同占领者和国内反动派经过激烈的斗争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之后，是在我们的党在全国占据了以劳动人民为首的领导阵地之后才开始的。
我们策略的第三个因素是争取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斗争。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是在1941年我们解放了一部分领土之后立即出现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我们这里经由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民解放委员会自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全部权力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在解放的领土上，我们摧毁了旧政权。旧的国家机构体系。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解放的领土上，政权应掌握在人民——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其他真正的爱国者的手里。人民解放委员会基本上是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榜样建立的，但也考虑到了我国的条件。当涉及到叛徒和同占领者合作者的财产时，很多人民解放委员会立即实行了土改或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工业企业。自然，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出现吓坏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委员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先是在各地方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然后我们成立了县和区人民委员会，然后是独立的民族人民解放委员会并附带相应的执行机构，最后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起初，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阵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它们同时是战斗组织和政权机关。后来这些职能分开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只是人民政权机关，与它并行存在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只作为群众性的人民政治组织，是人民解放委员会工作依靠的对象。
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威望及其发展成了一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依仗了这种因素我们才能够在
我们策略的第四个因素是对战时盟国的明确态度。我们整个宣传鼓动政策的方针是加强反希特勒联盟的统一。依靠这种统一，我们全面利用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国际机遇。但我们同时也系统地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我们公开揭露了他们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政治阴谋，揭露了他们不愿给予武装援助和同米哈依洛维奇[13]游击队和其他叛徒们合作的原因。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教育我们的群众不要相信英、美反动派，打掉了对英、美反动派的一切幻想。
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向群众指出苏联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苏联对我们的无私援助。
我们说，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是我们独立的基本保证。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和我们同英、美盟国的关系相提并论。相反，我们经常对人民讲，苏联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苏联的努力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坚持这种看法，而实践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鲜明的对外政策立场，是动员群众抛弃一切幻想和孤立我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因素。[14]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就是战争后期旧资产阶级政党被粉碎和被揭露、整个国家指挥阵地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原因。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民阵线和作为领袖和人民解放斗争组织者的铁托同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粉碎了整个旧的国家机构，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在新的国家机构里占据领导位置的是战争中经受考验的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大家知道的，我们同伦敦流亡政府签订了协议。从国内情况看，我们不需要这一协议，它对我们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我们的群众深深憎恨这个流亡政府。我们之所以签订协议是从对外政策方面考虑的，在这方面它是有利的。但世界和国内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英、美代理人离开了政府，到1945年，我们可以建立精干的和统一的人民阵线政府了。
清除了国家上层机关中残留的反动分子和巩固了人民政权系统之后，我们可以转入我国战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了——准备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按照苏维埃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机构，自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特殊条件。
党的领导作用在国家机构中从上至下得到了保证。联邦政府24个部长职位16个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其余8位部长，多数也同我们党有紧密联系。部长助理，毫无例外，全是共产党员。在联邦人民议会里，将近4/5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在每个人民共和国里，在县人民委员会执委会里，也存在类似的比例，不过在个别县人民委员会议会里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比例差别不大，但共产党员到处是稳定的多数。有些地方，敌对分子，尤其是富农钻进了人民委员会县议会。这仅是个别的地方人民委员会，多半是在农村；在这些方，我们正在开展斗争，力求使人民委员会摆脱敌人的影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15]帮助我们粉碎敌人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正确的解决民族问题。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一直是民族冲突激烈的地方。占领者把这种冲突变成了公开的相互残杀，有时一次就死伤几万人。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共产党是惟一反对各种沙文主义表现和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般相处和团结的党。
解放后粉碎反动派的第三个因素是我们迅速医治好了国家的战争创伤。我们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自愿参加国家恢复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我们对投机倒把，对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我们经济困难捞取利益的一切企图给予了无情的打击。我们制止住了物价上涨，我们稳定了国家财政形势，保障了产量的提高。这些成绩使得反动派无力反抗。人民群众把反动派反对人民政权的行动看做是企图妨碍国家的迅速恢复和企图破坏国家的经济生活。
很清楚，这种政策，加上我们手里掌握有国家机构和军队，导致反动派重整旗鼓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发动进攻等一切企图的彻底破产。反动派不但没能进攻，它的一切合法组织也全部遭到覆灭。除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外，我国现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党派。
的确，在形式上，我们在人民阵线里除共产党外，还有几个其他的党。但实际上这只是几个空名，是为了对外政策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党对人民群众中持摇摆态度的一部人做工作的一种形式。
这样，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形势：人民阵线成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劳动者惟一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16]
我们认为，人民阵线在我国的意义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近来我们正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民阵线，进一步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这样，现在同反动派残余势力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不是党际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重心转到了我国经济和国家建设领域。敌人的活动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阻止实现五年计划和政府实施的所有社会措施，敌人多半以奸商、怠工者、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或以宣传者的面目出现，针对国家建设，宣扬各种有害的理论，反对我们党同反动的世界观进行思想斗争。
另一方面，敌人同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联系在一起。
所以对我国的反动派，我们不是把他们作为民族政治力量，作为政治反对派来打击，而是把他们作为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代理人，作为外国间谍和破坏机关的支柱和魔爪来打击，所以我们无情地打击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判处他们死刑，公开揭露他们同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17]帝国主义分子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和公开。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我国也这样做，希望在我国残余的反动分子中找到自己的支柱。这样，我们反对这些残余分子的斗争采取了保障国家独立的斗争形式。
在南斯拉夫，现在人民政权的敌人的活动，完全没有政党和政治的特征。反动派变成了一小撮叛徒、破坏捣乱分子和外国侦察机关的特务。很清楚，他们因此更加孤立于群众之外。他们和他们的美、英主子三年来一直企图在我国搞武装叛乱活动。他们经常把美、英营地里培养出来的武装匪徒派到我境内来。但我们的农民和安全机关捉住了这些匪徒并消灭了他们。这充分证明了人民政权的力量，说明了我国反动派残余分子的软弱。
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和外国间谍近来特别企图用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穆斯林等各种宗教反对人民政权。
当然这些宗教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战争期间，整个天主教，从上至下，几乎全都同占领者有联系，并积极地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当时我们大大削弱了它的阵地。现在由于总的国际形势，天主教主教打算进行反攻，企图反对人民政权。
因此，我们对教会中最反动的部分加大了压力，另一方面，我们对倾向于同政府合作和对梵蒂冈政策不满的宗教界人士给予了让步，甚至给予物质援助。结果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今年由于不同的宗教节，参加庆祝这些节日的教徒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甚至群众性打斗。原来是，大部分信教群众准备积极地保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保卫自己的人民政权，在普通神甫中，同国家合作的倾向增强了。上层宗教分子中也出现了分化。某些主教开始同政府合作。由于天主教组织有很强的纪律性，隶属于梵蒂冈，因此我们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化不抱多大幻想。
我们在东正教里的阵地大大加强了。其中的分化大大加深了。对一般神职人员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在某些共和国，如黑山和马其顿，几乎所有神职人员都同人民政府有关系。
应该指出，东正教的上层绝大部分都是敌视我们的人，切特尼克分子或处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人，各种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分子。加夫里尔宗主教本人似乎持摇摆的立场，实际上他支持的正是这部分反动的神职人员。对于东正教神职人员，我们在人民阵线范围里成立了单独的神甫组织，通过这一组织(我们从政治上和物质上经常帮助这一组织)，我们不断削弱反动上层的立场。
至于穆斯林教——当然它的意义不大，近来我们借助区别对待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该教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选出了新的穆斯林教首领莱斯·乌尔·乌列姆，他同人民阵线有紧密的联系。大部分穆斯林教领导人多少都同人民阵线有联系。但是基层神职人员大部分都对我们怀有敌意。在上层改变之后，粉碎基层神职人员的反抗就容易多了。
关于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如果说起初这种关系对我们争取国际承认带来了益处，帮助我们吸引了农村信教农民的最落后部分，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对我们则是弊大于利了。梵蒂冈在南斯拉夫的政策，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一样，意在支持我国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用共产主义恐怖的神话吓唬基督教群众。梵蒂冈努力说服世界舆论，说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基督教徒无法生存。我们要求梵蒂冈，希望它同我们商量新主教的任命。我们这一要求在信奉宗教的群众当中传播是很广的。所以，如果同梵蒂冈断绝关系，对此我们信奉宗教的群众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不想超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梵蒂冈的政策，必须与总的国际形势发展相适应。
在农村，反动派寄于很大希望的另一个因素，这便是富农。富农的反抗正在加强。它企图把部分中农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在收购农产品和贯彻各种经济计划措施时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对富农实施总的进攻是错误的。我们努力把富农作为奸商来打击，因为它哄抬物价、囤积粮食、抢夺劳动者的谷物、攻击人民政权、欺骗农民群众，是城市资产阶级残余的支柱。这种同富农斗争的方法帮助我们依靠中小农民，这样加深农村的区别对待政策[18]。
卡德尔同志接着谈到国内的经济问题。
卡德尔同志指出，国家解放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土改。夺取了土地在
去年年底，我们对整个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只是小企业除外，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这些小企业在国家手里将亏本。同时，我们对整个批发贸易实行了国有化，私人手里只剩下零售商业。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有陆运、海运和河运业、印刷业都实行了国有化。除农业外，在我国经济中，整个资本主义成分比重已微乎其微了。对外贸易，从解放后第一天起实际上已由国家垄断。
今年我们着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其任务是：
1)消灭经济和技术落后；
2)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
3)加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以及从此而来的新的生产关系；
4)提高劳动人民总的生活福利水平。
五年计划要使国家得到改造，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它还将为消灭我国的(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余毒创造物质前提。
要实行五年计划显然需要彻底改造我国经济的领导机构。我们改组了所有的经济部。我们把优秀干部调到这些部门。必须制定工业、建设以及整个经济每日登记制度，必须彻底改造财政系统，实行劳动的定额和物资、劳力、燃料、煤炭需求标准。我们应该改造交通运输业。自然，我们必须同可能的困难和我们干部的错误做斗争。但尽管这样，还是可以说，我们克服了主要的困难，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可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地工作。
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工业化要求我们大大提高农业产量。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我们不能提高农业。这样，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一个尖锐问题，这就是把小的农户联合起来和建立大农业。
近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精神，根据我们的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已有农民合作社，按总的销售，其产品已占我国农业的3/4。我们将给合作社以必要的帮助，使在其范围里发展其他形式的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我们努力在农村建立统一形式的合作社，它将有信贷部和储蓄所，有作坊，根据能力，还可办小工厂加工农产品或生产农村的日用品。修理农具和机械，还可有机械拖拉机站，在必要的时候还可建地方小发电站。通过继续发展这种合作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解决把小农经济联合成大农业的问题，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手段，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近似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它们是农民如何为农业的榜样。现在南斯拉夫有近350个这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的数量还将不断增长。我们全力支持它们。为此我们发展机械-拖拉机站，重视发展农业中的国家成分。
在贸易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所有大的贸易都实行了国有化。
私人手里只有零售商店。除这些商店外，还广泛发展国家和合作社零售商店网。我们逐渐扩大这一网络。因为有困难，眼下工人供应由工厂内部特别商店实施。短缺商品，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商店对工人进行供应。
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市场实行严格的行政监督。所有价格都规定上限。我们改造了金融系统。取消了许多银行，把人民银行及其分行变成了统管国家金融事务的主要组织渠道。我们彻底改造了旧税收系统，这一系统适合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更多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这方面我们采用了苏联的经验。最重要的税收形式是营业税，它占我们工业积累的大部分。
所取得的结果表明，我们正在顺利地完成五年计划。尽管某些部门我们还比较落后，这主要是进口不足，但总的来看，我们还能完成计划。五年计划的这些初步成绩，自然加强了我党和人民阵线的影响。劳动群众给民主政权以很大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讲，全体人民劳动热情都非常高涨。
关于我党的组织问题，由吉拉斯同志评述。
吉拉斯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吉拉斯同志一开始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秘密斗争、战争期间武装起义和战后建设和恢复被毁坏了的国家等条件下成长和发展的。[19]
我党是经过了20年严密的地下活动之后进入战争的。党内没有任何动摇的和反党的派别集团。
中央委员会迅速把全党工作纳入了战争轨道，指出同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是“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任务”。
党组织迅速适应战争条件，立即开始建立游击队。[20]
无论是在战前非法存在时期，还是在武装起义和战争期间，以及到现在，接纳新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预备期是必须有的。每一个定期交纳党费、承认党的纲领和积极地在党的一个组织里工作的人都可成为党的成员。党建立在工厂、农村、机关和街道支部的组织基础之上。党的领导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南斯拉夫共产党由各个共和国里建立的有自己领导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成。[21]
战争开始时，南共有党员15000人。他们都受过严酷的不合法斗争的考验，有很好的组织纪律性。这些党员在起义中80%的人都牺牲了。战争期间加入党的党员伤亡也很大。但尽管如此，党的人数还是不断增长。1945年1月，党员人数达到10万人，这时党领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