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国家的南部起到了负责协调各个政治党派活动的调解机关的作用。这些政治党派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所有政治党派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是，在意大利的北部，这些委员会却变成了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机关。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将各地所有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变成斗争的机关。共产党要求各地都建立这样的委员会。我们获得了盟国的承认，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当盟国来到意大利的北部地区时，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32]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但是，并非所有的游击队伍都遵循这一策略。由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游击队就搭救了许多法西斯骨干分子。”
[33]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我们要求在全国的所有企业里建立这样的委员会，但是，我们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些委员会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现在，我打算谈一谈关于群众工作的情况。”
[34]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提出了统一的名单。在一些小城市里，绝大多数市长的职位由社会党人担任，而在重要的大城市里，则由共产党人担任。”
[35]朱塞佩·萨拉盖特，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在1947年成立了意大利劳动人民社会党(自1949年改名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36]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为了不发生分裂，我们建议成立两党联盟。在这个联盟范围内，涉及到两个政党之间协调行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社会党反对建立这样的联盟。社会党的内部形势也很不稳定。右翼分子可能还占据优势。这要看总体的政治形势。应该指出，德·加斯佩里的旨在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的策略，缓和了社会党的分裂。政府辞职的发生是在美国和梵蒂冈的压力之下。还是在自己的1947年1月的第一次美国之行之后，德·加斯佩里决定摆脱政府的危机，并力争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但是，当时由于社会党人拒绝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加入政府，德·加斯佩里的这个打算因此遭到了失败。1947年5月，德·加斯佩里做了第二次尝试。在美国和反动势力直接的和公开的压力之下，德·加斯佩里再一次试图摆脱政府的危机。他利用了以下方案作为前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不可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援助。最初德·加斯佩里建议只是将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但是社会党人拒绝在没有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参加政府，因此，德·加斯佩里被迫组建了只有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
[37]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它试图消灭民族解放委员会。”
[38]德·加斯佩里·阿利奇德，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意大利总理。
[39]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这段话的叙述有些不同：“德·加斯佩里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了价格的持续上涨，并导致里拉的贬值。企业主加强了对工人要求的抵制。所有这一切在国内引起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在最近几周里，在整个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40]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基督教民主党企图分裂工会组织，阻止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在1947年6月，在佛罗伦萨市召开的工会组织代表大会期间，基督教民主党千方百计地反对进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人，竭力保留从前的人数均等的原则。但是，我们成功地取缔了这个原则并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基督教民主党反对通过支持工会组织宣布罢工的决议案。在群众的压力下，基督教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被迫做出了让步。尽管遭遇了这些失败，基督教民主党仍然没有停止对工会组织施加影响的斗争。”
[41]的里雅斯特是亚得利亚海沿岸城市，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为意大利占领，其绝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后来，邻近地区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迁居到此。1945年5月初南斯拉夫军队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与西方盟国军队在索查河会师，共同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市。
[42]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美国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而我们是贫穷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应该作为美国人的穷亲戚出现。我们的敌人希望在我们的环境里出现恐吓和暴乱。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国家里建立民主制度。我们只有通过广泛的民主力量的联盟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43]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它不拥有稳定的大多数”。
[44]彼特罗·南尼，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自1947年起担任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意大利外交部长。
[45]指
[46]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他们希望成为小农党的继承人，并因此而奉行征服一切反动群众的方针。为达到这一目地他们学会了反动派的反共产党和部分是反苏的口号和论点。例如：在全国散布谣言说，如果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就会立即建立集体农庄。他们鼓动说，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阻止任何一种专政制度和匈牙利与苏联的联合。这样一来，他们的宣传鼓动并没有帮助自己，反而帮助了右翼党派。在一次群众性集会结束之后，一个农民对另一个人说：如果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以及共产党人确实希望建立集体农庄的话，那么我既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也不会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要知道他们是同盟者，我将只投普费伊费尔的票，也就是投票赞成半法西斯右翼分子的党。社会民主分子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成为比我们更强有力的政党，然后，在此基础上，要求得到外交部长的席位。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反动政策的答复是采用在政治上包围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首先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他们没有将右翼分子的首领卡尔·佩耶尔作为候选人，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他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并根据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名单成为候选人。这自然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怒。我们采用的计谋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开展斗争，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重大的失败。”
[47]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1944年期间担任匈牙利的摄政王(国家的首脑)。自1944年起侨居国外。
[48]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你们大家都知道，正是这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了这个反动的阴谋。当我们揭露了原政府总理和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时，这个政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我们是利用他在瑞士休假时做这件事的。当时我们的行动是极其神速的，以便不给美国人以机会干涉并拯救纳吉·费伦茨。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纳吉·费伦茨得到了美国人的劝告，即不要提出辞职，并在其辞职已成事实而在布达佩斯已经建立了新的政府之后，返回匈牙利组织抵抗运动。目前这个党的情况如何呢？”
[49]纳吉·费伦茨，匈牙利独立小农党的领导人之一，匈牙利总理，自1947年起侨居国外。
[50]丁尼斯·拉约什，匈牙利国家独立小农党领导人之一，自1947年3月起担任国防部长，自1947年6月起担任匈牙利总理。
[51]约瑟夫·明曾蒂，红衣主教，匈牙利东正教教会的首脑，1948年因被指控犯有“从事反国家的阴谋罪”而被逮捕。
[52]指1945年11月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
[53]在原报告中这段话的表述是：“请允许我，在通报关于匈牙利目前局势之前，首先简要概述一下以上所说的内容：1.民主力量，首先是我们的党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这意味着，匈牙利的民主基础变得更加牢固了。2.在国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各种力量的划分。这首先意味着，匈牙利的民主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正在尖锐化。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力量，并认识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敌人的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过低估价敌人的力量。3.与各种力量总体对比并行发生的是民主阵营内部各种力量的细微差别，在民主阵营内部形成了右倾集团，它们打算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共力量合作；而另一方面——民主政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则逐渐地向我们靠拢，以便共同进行不仅是反对反动势力的，而且是反对自己党内的右倾分子集团的斗争。考虑到所有的这一切，以及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应该说，匈牙利的民主制度正面临着严峻的重大的政治搏斗。在进行组建新政府的谈判期间，我们就感觉到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小农党党内的右派集团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以便将右翼分子派到新政府里，这些右翼分子实际上都是半法西斯党所信任的人。此外，这些集团还提出了一些条件，如果采纳这些条件将意味着确定新政府的反动纲领。类似的倾向还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右派分子将选举失败的责任推到左派分子的身上，他们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并动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左派领导人。在这种压力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通过决定，只有当共产党人将警察局和军队中的一系列关键职位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时，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参加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得到：内务部主管部长的职位(到目前为止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着)，负责整个国家警察机构的管理工作；政治警察局，也就是国家安全警察局的局长职位；边防军队的副司令员职位；军队侦察处的主任职位；一个师长的职务(共有两名)；布达佩斯市警备司令的职位。当我们收到他们的要求时，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要求是由英国或美国的特工人员研究制定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党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并拖延了新政府的建立，不仅如此，还可能使新政府无法建立，或在我方做出重大让步后建立政府。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做如何反应呢？”
[54]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甚至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生活的动力。社会舆论调查研究部门在选举之前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最受欢迎的国务活动家？答案是，拉科西同志获得了多数赞成票。拉科西的威信和声望超过了匈牙利民主党的其他所有领导人的威信，并越过了共产党的界线。居民所有阶层的人士向他提出愿望、要求，并向他请教。”
[55]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祖国解放之后，我们的党处于与其他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的环境之中，关于这些情况来自兄弟党的同志在这里已经做了说明。党员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许多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和思想上没有受过培训的人参加了党的队伍。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党所具有的弱点，正是其他兄弟党也具有的。尽管这样，我首先想说的并不是这些弱点，而是想谈谈这些新的没有受过培训的党员同志的成绩和能力。只是我们的老党员同志，在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没能完成那些我们已经决定下来的任务。”
[56]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我们的党仍然是1919年的那个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许多所谓的‘老党员同志’认为，红军解放匈牙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继续1919年被停止的那件事。这些人不懂得与其他民主党合作的政策，他们在农村和一些地区扮演着小专制者的角色，这给我们的党带来了许多危害。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左倾宗派主义，特别是在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尽管我们已经免去了其中许多人的领导职位。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持敌意的态度上。例如，我们进行了长久的斗争，才使我们的矿工确信，必须修正对矿场上的工程师们的态度。左倾激进主义还表现在我们的新党员同志否认普通的群众性工作，而只是想组织群众斗争和示威游行。只是在我们党于1946年9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才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的党组织开始进行日常工作，实施公共政策，每逢星期日去探访农村。由于这种转变，我们在最后一次选举运动中取得了成绩。”
[57]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匈牙利社会的反动阶层——大资本家，原来的地主，富农，僧侣，以及霍尔蒂的官僚机构，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和英、美在我国政策的体现者。削弱和消灭国内的反动势力，这意味着消减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基础，并保证匈牙利对外政策的民主主义方向。匈牙利以前的统治阶级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附庸，他们一直在垂死挣扎，直到最后一刻。由于他们的政策，匈牙利彻底地变成了希特勒的附庸国，是他们将国家引入了灾难的深渊。这种对希特勒德国的忠诚是并非偶然的。匈牙利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将匈牙利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德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德国法西斯分子作为反对匈牙利工人和农民的保护者。他们认为法西斯德国是那种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可以保障匈牙利大资产阶级在所谓的大匈牙利王国的统治地位。”
[58]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还在战争期间就声明过，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是与为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并拒绝大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斯拉夫民族结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提出这种观点还是在国家解放之后，在准备巴黎和平会议期间。当时在国内沙文主义又死灰复燃了。甚至在民主主义阶层也接受了所谓的匈牙利‘民族边界线’的观点，这意味着应该将居住着匈牙利人的所有领土归还给匈牙利国家。我们反对这些沙文主义的企图，但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为一些质朴的民族要求进行辩护。否则我们就会使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并脱离了人民的民族感情。但是，当和平条约已经缔结时，我们坚决地说：应该消灭修正主义，匈牙利民主制度不可能忍受任何旨在反对自己的民主邻国的企图。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民族问题应该从属于民主的进步问题。南斯拉夫民主制度的统一和强盛，罗马尼亚民主制度的团结和巩固，比匈牙利的边界更重要。”
[59]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今天，英、美帝国主义取代了以往的德国，而对大匈牙利沙文主义实行纵容。它们试图点燃对斯拉夫人过去的仇恨。但是，匈牙利沙文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正在一天一天的减弱。工人阶级感谢苏联解放了自己。65万匈牙利农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由于红军的到来他们才获得了地主的土地。当给农民分配土地时，在农村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我们感谢斯大林的土地’。匈牙利人民对新南斯拉夫抱有好感是因为，匈牙利人非常清楚，南斯拉夫联邦给予了匈牙利人民以自由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能性。根据这个原因，在匈牙利反罗马尼亚的情绪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权利。德国帝国主义是匈牙利民族独立的永久敌人，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则继续着德国的手段，这就使我们更容易开展为保卫匈牙利独立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一政策还使我们更容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灌输一个信念，与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结成联盟的思想，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60]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匈牙利的民主制度还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力量。1.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在和平条约方面出现的沙文主义的斗争。2.我们成功地做到了，使政府一致拒绝参加就马歇尔计划问题举行的巴黎代表会议。3.我们缔结了匈南经济互助条约，这一条约对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阴谋，并受到人民的广泛欢迎。4.在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