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5]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19]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0]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1]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3]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5]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