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情报局的建立和苏联冷战政策的形成
就在哥穆尔卡发出邀请信的时候，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关于苏联方面组织会议的具体行动的报告中提出，联共(布)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直接建议把邀请信完全没提到的两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国共产党行动协调问题列入会议日程。报告规定，第一个问题由联共（布）派人作报告，研究和讨论国际形势的重点是提出各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第二个问题由波兰人作报告，而苏联将在会议上提出成立一个“与会各党协调中心”的建议。报告强调，一方面，实行这种协调“只能依照各党自愿协商的办法”，但另一方面，“在涉及到联共(布)利益的所有问题上，有关党必须同联共(布)协商”，“在涉及到其他党的问题上，它也必须同其他党协商”。[93]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方针要由联共（布）提出，而且在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同莫斯科“协商”。
显然，波兰党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除了负责提出各党行动协调的问题——这不便由联共（布）直接提出——外，其他一切只能靠苏联人自己了。为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在8月15日向日丹诺夫提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这些材料必须由联共（布）中央认真准备并经其批准”；在各党代表互相交换信息和听取国际形势报告后，可以就下述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即关于马歇尔计划、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等问题；在上述讨论的总结阶段，联共（布）代表“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当然，这个建议最好“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这样的立场；“会议应当秘密进行”，只在结束后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94]在对这个报告进行修改和补充的基础上，8月27日，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提交给斯大林一份新的报告。在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报告删去了德国问题——可能是考虑到德国问题属苏联的专利，无需其他党过问，而加入了新的内容：“批评一些党所犯的错误，首先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95]，以及“加强斗争，反对新的战争威胁，号召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和反法西斯力量以对抗美帝国主义从政治和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对苏联态度”和“对联共（布）态度”的提法改为“作为各国劳动群众在争取和平、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的斗争中最强大力量和可靠支柱的苏联的决定性意义”。关于“协调委员会”，报告进一步明确：在出席会议的各党代表“自愿同意”的条件下，以“总部设在华沙的情报局”的形式建立之。[96]
至此，即到8月27日，莫斯科最后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情报局的构想，其使命是重建共产国际时存在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利益必须绝对服从联共(布)利益的那种隶属关系。但这次的重点是在欧洲，特别是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身上。9月初，对外政策部遵照日丹诺夫的指示，作为苏共代表在会议上发言的素材，准备了一份长达8页的分析材料《关于联共(布)的国际联系》，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建立国际共产主义机构的必要性。文件讲述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的状况，认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各兄弟党”争取民主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巩固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帮助解决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任务”。但是各共产党之间现有的联系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的困难在于“没有一个交换情报及对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主要问题统一观点所必需的中心”。没有统一的中心，“还妨碍各民主组织的协调行动，妨碍在同反动派和新的世界大战的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制定统一的策略”。文件最后指出，“建立国际协调中心，或至少建立情报出版机构”是“完全现实的任务”；“这一机构在争取和平和发展民主的斗争中，在制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组织共同路线和策略方面，将扮演积极角色”；在今天“国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无论大小，没有苏联参与是解决不了的”。[97]
以上论述可以归纳为两点：成立情报局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欧洲共产党内部进行整肃[98]，以协调行动，制定共同的路线和策略；在莫斯科的统一号令下，开展反对以美国为首的战争贩子和奴役欧洲计划的斗争。众所周知，日丹诺夫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表述了苏联领导人确定的基本纲领，而这一纲领的的中心命题就是两个对抗阵营的形成[99]。值得注意的是，从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这样提出问题是克里姆林宫在开会前几天才决定的。在头几份反复修改的报告草案里，都没有出现关于两个阵营或类似的命题，只是在最后定稿前的一份报告文本上，日丹诺夫做了批注：“新的阵营”和“新的民主”。于是，全文都作了相应的变动，其中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和作用这一提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改成了“苏联和民主国家”，“民主国家阵营”，“反帝国主义阵营国家”。报告第二部分的标题“苏联——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支柱”，随着内容的变化也换成了一个反映两个阵营形成的标题：“战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一方的两个阵营的建立”。这种变动，很可能不是由于日丹诺夫本人思想转变主动提出的，而是斯大林在看了准备好的报告后做出的决定。总之，直到9月19日，即在会议召开的前3天，政治局才正式决定委托日丹诺夫做这个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100]这说明，共产党情报局最后确定的纲领是仓促的、应急的，而且是对马歇尔计划重新认识后的被动反应[101]。
就这样，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直接操纵和斯大林的幕后指挥下，9月22日华沙会议正式开幕。然而，除苏联外，包括倡议人波兰党和最激进的南共在内的所有与会代表，都不清楚会议的真实目的和具体日程。[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