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本来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现代化的概念：世界性、同一性及其所涵盖的生产方式和形态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有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20世纪，苏联、东欧、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先后选择了这条道路，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这是一条与西方国家的选择不同的道路，但同样的是，这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甚至没有指出过）的道路，所以，是需要人们不断摸索，不断修正的，也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苏联（包括许多东欧国家）最终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但并不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道路，因为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沿着这条道路在前进（中国、越南等），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问题就在于苏联和东欧在发展过程中，放弃或拒绝修正前进的方向，放弃或拒绝进行改革。就苏联本身而言，20年代初是一次机会——苏共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自己放弃了；战后又出现了一次机会——斯大林在传统势力和国际形势的压迫下拒绝进行；赫鲁晓夫时期再次出现了改革的历史机遇，但未能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固然以失败告终，但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改革的尝试——可能已经无力回天了。从东欧范围看，1949年以后的南斯拉夫道路是一种生不逢时的试验，1956年波匈事件的结果实际上是对匈牙利（包括其他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封杀，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再次扼杀了杜布切克的改革尝试。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不断向苏联提出改革的要求，历史也不断出现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加上客观上的阻力，最终导致苏联走上绝路。不承认历史上出现过种种改革的机遇没有任何道理，因为这是历史事实，而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分析为什么苏联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更有责任研究这段历史，以为中国的改革汲取教训。

二、如何认识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前提——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必须改革，这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弊病在战前已经暴露，战争掩盖了危机，或者说是挽救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性质恰恰适合了战争的环境和需要。战后几百万军人从欧洲回来，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眼光，人们要求改变现状。但斯大林本人陷入了一种理论误区——1946年的演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再次高唱军事共产主义的“凯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不仅在国内制造了列宁格勒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犹太医生案件等等，而且把大清洗扩大到一系列东欧国家。对沃兹涅先斯基的镇压和批判，从根本上杜绝了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改革的探索，集体农庄的扩大化则使人们回忆起30年代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柏林危机和朝鲜战争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在欧洲和亚洲推到极限。国内的社会压力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除了年迈昏庸的斯大林以外，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看到了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包括他们自身生存的危机。斯大林弥留之际迫不及待地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充分说明了党内领导人想要摆脱斯大林阴影的心态。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既定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悄兴起。尽管由于党内斗争的需要，某些改革措施没有展开，但当这种斗争趋于平静以后，苏联新领导人感到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认识，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必然出现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

三、如何认识赫鲁晓夫的改革——中共阻力的重要作用。

赫鲁晓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变，文化素养不高，缺乏政治经验）造成这次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急躁性和不彻底性。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特别是刚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主张成为苏联改革的严重障碍。1957年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后，苏联改革的主要阻力已经从党内和国内转到阵营内部，特别是来自中国方面

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斯大林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令人触目惊心，加上党内和社会的广泛要求，使得赫鲁晓夫下定了进行非斯大林化的决心。但赫鲁晓夫低估了斯大林在党内和国际上的影响，采取了不慎重、不稳妥的方式，结果在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不满和动荡。但政治上的改革并非一无是处，从赫鲁晓夫掌权和下台的方式，可以看到苏联党内生活和政治斗争民主化的开端。从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提出，可以看到苏联党从革命党功能向执政党功能转化的要求。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现在看来都是具有理论意义的。但中共从自身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原理出发，仍然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苏联在政治上已经开始滑向修正主义。

经济改革方面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十分突出，如管理体制的条块调整（工业党和农业党），大规模的农业移民，全面推广种植玉米等等。尽管没有一下子抓住问题的核心——从计划几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和利别尔曼计划的提出，应该说已经开始看到了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弊端——只重资源的调动和再生产，而不重资源的利用和再生产的效益。在中共看来，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是苏联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经济表现。

外交方针的转变，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的影响应该说是成功的。日内瓦会议中苏共同压迫越南接受十七度线，说明缓和国际关系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需要。然而，中国的客观环境，特别是毛泽东的革命情结造成的中国革命外交的开展，使得苏联的缓和方针难以继续，结果导致中苏同盟的裂痕。中苏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争论，在炮击金门事件的表现的互不信任，对处理中印边界冲突的分歧，以及对古巴导弹危机处理方式的不同认识，最鲜明地反映出中苏在国际舞台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是否进入国际社会，是否认同游戏规则），在外交方针上所持的不同主张（需要的是动荡还是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苏联需要的是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主张通过实力的较量，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走向现代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而毛泽东还在追求世界革命（通过战争），还要解放全人类（通过革命）。当时曾激励过千百万人的理想，现在看来却那么可笑，这是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结果。

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和具体原因是复杂的，苏联此期改革中断的历史根源也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面中国的因素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上制约了苏联的探讨，政治上加强了反赫鲁晓夫的党内力量，外交上更是削弱了苏联在两个阵营之间实现缓和的谈判地位。但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改革经历的事情，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这一方面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学者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2001年8月，吉林大学俄国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