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苏联新经济政策必然涉及到富农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如同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预示着富农必然会更多地产生出来，还因为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结束。[1] 就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时期，富农问题也是苏联党内关于农村政策的争论和分歧的重要方面之一。还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因在富农问题上向中央提出质疑而遭到列宁的斥责，后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又从富农问题出发对中央的农业路线提出疑议和反对。到20年代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也是被作为亲富农路线的党内“右倾集团”而受到攻击和贬谪的。新经济政策与富农问题的这种联系绝非历史巧合，恰恰相反，富农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本文试图从概念和政策两个方面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问题做一番历史考察。

概念：富农与富裕农民

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在当时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富农”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在后来的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当中也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

富农这一概念的俄文用语就比较混乱。在一般我们译作“富农”一词的俄文原文是кулак，但由于对富农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的不同理解，所以用来表达农村这一阶层或集团的词汇还有зажиточный　богатый，крепкий等。在一般的情况下，богатый与кулак含义相同，而зажиточнее　крестъяство(富裕农民)则与кулак(富农)有所区别。但有时也把зажиточный和крепкий用来笼统表示上层农民(包括кулак)。或许正是由于对富农与富裕农民在用语上往往发生混淆，有些统计机关使用了小资本家农户(мелк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хозяйства)或企业主(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来表示富农(或者应说是农村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有时在统计中干脆避免使用“富农”一类词汇而直接按照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进行农村社会阶层分类。这是我们在研读历史文献时特别需要注意的。[2]

确定富农成分的标准和方法也是各不相同的。传统的方法是根据农户占有耕地、耕畜的数量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来确定富农的成分。不过，不同的统计者往往只侧重一个方面，如拉林在确定革命前和革命初期的富农标准时，一般把占有8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划为富农。中央统计局便长期使用这一标准。后来许多国家机关实际使用的标准是农户占有马匹和母牛的数量，一般把拥有3匹马和3头母牛的农户划为富农。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则把一年雇工在50天以上的农户确定为系统地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户，即富农户。与这些传统的方法和标准不同，克里茨曼提出以占有生产资料价值的状况划分农民成分。克里茨曼认为，在土地平均分配以后，以土地占有数量作为划分农民成分的依据是不可靠的，而占有牲畜和使用雇工的情况往往由于农户的隐瞒，而无法准确地反映农村阶级关系的真实内容。因此，克里茨曼领导的共产主义学院农业检查组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600卢布以上的农户划为富农(200卢布以下为贫农)。[3]即使采取同一划分成分的方法，但确定的标准也往往不致。如工农检查院就把占有生产资料价值1400卢布以上的农户确定为富农(400卢布以下的为贫农)。[4]此外，还有的统计者以收入的状况、生产资料租借的情况或非农业收入等作为标准，也有的机构综合考虑几个方面的情况。[5]

实际情况正如米柳亭所说：“什么是富农(кулак)?迄今为止，在实际进行的农民成分划分中，对于富农的确切定义事实上是不清楚的。”莫洛托夫在俄共(布)十五大上虽然对富农的人数作出了自己的估计，但始终感到准确地估计富农人数“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

苏联党和政府虽然也曾试图对富农的标准作出统一的明确的规定，但实际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官方确定的标准没有得到统一使用，而且中央机构本身确定的标准也经常变化。如1927年11月6—7日《真理报》第一次公布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召集的委员会确定的富农标准，规定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农民就可定为“富农”：(1)雇用两个农业工人，其中一人受雇时间在半年以上；(2)至少有3头耕畜(在某些地方可以是4头)，有10俄亩或者12、14、16俄亩耕地(根据不同地区)；(3)拥有至少雇用一个工人的小加工场(或者在这方面没有雇佣工人而在其他方面有雇佣工人)；(4)即使不靠雇佣工人的帮助而拥有商铺；(5)私人占有现代化农业机械或者占有其所有权的大部分。[7]然而作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斯特鲁米林并没有接受这一结论。此外，财政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对富农征税的法令中仅采取了这一规定的一部分，而自己又加入了放高利贷、出卖和出租生产资料的内容，而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内容(如耕地和牲畜的占有等)则被删去了。这一法令在1929年3月也得到了人民委员会的批准，虽然增加了一些细节。[8]

1929年5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适用于劳动法典的富农户的标准》中又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法令规定具有下列特征之一的农户可以定为富农：(1)在农业劳动中系统地使用雇佣劳动；(2)占有一个磨坊，乳脂品加工坊(奶坊)或各种其它简单使用机械动力、风力或水力的“工厂企业”；(3)有系统地出租动力机械；(4)出租建筑物；(5)参与商业、放债及作为中间人收取佣金，或取得非劳动收入；(6)家庭成员平均收入在300卢布以上，而全家收入少于1500卢布。[9]但是，这个标准仍然不是唯一的，同年中央统计局出版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还是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以农业经营为其货币收入来源者，具有下列条件之一为农村企业主：(1)占有16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出租，或一年雇工在50天以上；(2)占有8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雇工在75天以上；(3)占有400卢布以上的生产资料并雇工在150天以上。[10]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斯特鲁米林在1929年第8期《计划经济》中谈到；“甚至区别富农与中农和中农与贫农的标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权威性的结论。”[11]苏联学者丹尼洛夫也曾写道：“在有关农村阶级斗争的著作中，我们始终没有发现农村中这种社会力量和他们的地位的科学特征。”[12]

研究富农问题首先应该了解这一社会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但是，既然关于富农的概念和确定富农的成分的方法和标准如此不统一，那么关于20年代富农人数的估计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就毫不足怪了。下面把对不同年代的富农人数及其在农户中所占比重的多种统计数字列举出来，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1924—1925年：

1925年第5—6期《农业战线》最先发表的关于1925年农村阶级成分的估计是：贫农100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5%，中农1100—1200万户，占51%，富农100万户，占4%。[13]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由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领导的研究税收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在1927年提出的统计数字是：1925年贫农占24%，中农占64.7%，富农占6.9%。[14]1929年人民委员会关于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的报告中估计1924/25年度，富农户占3.3%，农业无产阶级占9.3%，贫农占25.9%，中农占61.1%。此外，苏联学者克拉耶夫在1954年出版的《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一书中引用的富家所占比例为4.3%。[15]

1926—1927年：

1927年底联共(布)十五大提出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富农力量的估计却存在着极大差别。最小的估计数字是拉林在1927年初提出的，他认为在农村“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阶层”即长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有45万，即占农户总数的2%。[16]而弗鲁姆金特别委员会的估计是1926/27年度富农的比例已增长到7.9%。[17]以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在十五大提出，1926/27年度富农占农村居民的15—25%(根据地区的不同)。[18]但莫洛托夫认为反对派的估计过于夸大，因为他们把占有6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划为了富农。莫洛托夫以使用雇佣劳动同时租地的标准来确定富农户，估计为3.7%。[19]

据苏联居民赋税研究小组1929年的报告，1926/27年度富农占农户总数3.9%。[20]斯特鲁米林在1929年第8期《计划经济》上发表的文章依据财政人民委员会公布的税收统计标准估计，这一时期中农占60.6%，贫农占30.3%，富裕农民占3%。但第11期《计划经济》杂志还公布了一个差距极大的估计数字：中农占51%，贫农占30.4%，在其余18.6%中包括了4.5%的富农和14—15%的富裕农民。[21]1930年出版的《建设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被没收了财产的富裕农民，到1927年底占农村人口的10%。[22]苏联学者一般认为，1926—1927年富农户占农户总数4%左右，共90万户，约450万人。[23]

1928—1929年：

这个时期对于富农的政策已开始出现根本变化，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但对于富农的社会经济力量的估计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在1928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断言富农为5%。[24]但1929年初，李可夫在《布尔什维克》杂志(1929年第2期)上发表了农业人民委员会在1928/29年度控制数中的统计数字：富农占4.2%，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9年第2期《计划经济》中提到的数字是3.9%。[25]1929年中央统计局编制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中也提出，小资本家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3.9%，在农民总数中占5.1%。[26]迟至1929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为开展消灭富农运动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作出估计，富农人数在500—600百万。[27]苏联学者在60年代提出了新的统计材料，认为1929年富农占全国农户的3.2%。[28]到80年代末苏联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1929年底富农只有2.5—3%，共60—70万户。[29]

在试图对苏联20年代富农的数量或在农民中的比重作出判断之前，应该首先明确富农这个农村社会集团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学者曾在1961年4月举行的一次历史讨论上进行过热烈争论，试图取得一致看法，但终未如愿。显然，困难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在我们对于富农问题进行研究时，还是不得不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为了明确富农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首先应该把富农和富裕农民区别开来，把十月革命前的富农、富裕农民与革命后的富农、富裕农民区别开来。

特拉别兹尼柯夫在他的专著中考察了农奴制改革以后，富农在俄国农村出现的历史过程。作者提出：“富农(кулак)究竟是什么意思?首先应该看到俄国的富农的特征。作为资本家企业主，他们当时是以高利贷形式出现的商业资本的代表。富农不是那种其活动主要是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农场主一类的土地占有者。富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列宁曾非常精确地把这个集团称为富农-地主(чумазые　помещики)。”因此，特拉别兹尼柯夫断言：“富农与其说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不如说是与落后的经营形式和重利盘剥相

联系的企业主、收购商、高利贷者。”[30]

这种看法在20年代已经有人提出。例如，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巴扎罗夫就曾在1928年第2期《计划经济》杂志中提出，富农是先于资本主义积累而出现的“资本高利贷者。”苏汉诺夫在共产主义学院农业研究所出版的《农业战线》(1928年第6—7期)中也提出，富农是“商业资本家”。[31]

显然，从历史的和词源的角度考察的结果说明，富农在开始出现于俄国农村社会时，并不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之前农村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与农业生产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当时作为表达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用语是“富裕农民”或“殷实农民”。例如，列宁在他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做了这样的区分。列宁在讲到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集团——高利贷盘剥者时，使用的是“富农”一词，而在讲到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农村资产阶级)时，则使用了“富裕农民”或“殷实农民”，并指出他们进行商业性的农业经营。

这两个农村的社会集团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列宁在批判民粹派的流行观点时谈到了这个问题。民粹派认为，富农和殷实农民是彼此毫无联系的相互对立的两种现象，而依列宁看来，富家和富裕农民是同一经济现象的两种形式。列宁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论述做出这种论断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1)不管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或者是工业资本(即投入生产的资本，不论是农业生产或工业生产都一样)，都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可以概括成一个一般公式，即购买商品是为了出卖它并带来利润；(2)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总是先于工业资本而形成的，并且在逻辑上是工业资本形成的必然条件。可是不论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其本身都还不能构成产生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足够的条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但是至于这种瓦解的过程结果怎样，即以哪种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旧的生产方式，则取决于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工业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就愈不发展，反过来亦如此。[32]

从这个理论出发分析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的状况，可以认为：(1)富农(кулак)代表了先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富裕农民则代表了工业资本，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富农的产生，曾经对中世纪式的俄国农村生产方式起了破坏作用，而富裕农民又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的。(2)在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富农和富裕农民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时，由于富裕农民有时也把资本投入商业和借贷，而有的富农也兼营土地，使得富农与富裕农民有趋向一致的倾向。但是，(3)总的说来，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明显的，特别是它们各自的独立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作用是不同的，富裕农民的资本投入生产的规模受到高利贷和商业的限制。从这个角度说，富裕农民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农则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富裕农民加速着农村阶级分化，富农则延缓着农村阶级分化。(4)如果说到俄国农村的阶级力量对比，应该说富裕农民代表着当时农业生产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而富农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因此，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尽管着重分析的是农村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补充说：“我们在上面说到农民资产阶级是现代农村的主人时，已经抽掉了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这些阻碍分化的因素。实际上，现代农村的真正主人，常常不是农村资产阶级，而是农村的高利贷者和邻近的土地占有者。”[33]

这是十月革命前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情况。十月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二次土地革命期间剥夺富农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谈到的富农一般都把富裕农民包括在内了。

1918年夏开始了以贫农委员会运动为标志的农村十月革命，斗争的对象已经从地主转到富农(包括富裕农民)身上。首先是剥夺了富农和富裕农民多余的土地。据一般说法，在第一次贫农委员会期间，没收了富农的5000万俄亩土地。[34]这一运动的结果使土地占有趋向平均化。富农户在革命前占农户总数的20%，而占农民土地总额的40%，贫、中农占农户的80%，而占农民土地的60%。革命后，96%的贫、中农占有农民土地的94.5%，4%的富农占有农民土地的5.5%。[35]据俄罗斯联邦51省的调查材料，占有13—25俄亩土地的农户只有1.7%，占有25俄亩以上土地的农户仅有0.3%，其中一部分还不具有剥削性质。[36]

贫农委员会期间不仅剥夺了富农和富裕农民的土地，还没收了他们多余的农具、耕畜和其它大部分多余财产。如唐波夫省利波亚戈夫斯克乡的贫农委员会决定，对富农的“全部财物，无一例外都要征收，即使有许多东西是富农向地主买来的，也都一样要没收”。绍夫斯克乡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决定村贫农委员会“可自行决定将全部没收的东西分配给穷人”。许多地方甚至在贫农委员会建立之前就开始了剥夺富农的行动。如萨马拉省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彼尔姆省的沙德林斯克县在1918年3—4月间就开始没收了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耕畜、农具。库尔斯克省库尔斯克县在1918年春就广泛开展了剥夺富农户的役畜、机器和种籽的活动。[37]其结果同样大大消弱了富农的经济实力，据对欧俄22省调查的调查的材料，1917年拥有3匹马以上的农户占4.8%，1920年仅有0.9%，有些省则完全消失了。[38]尽管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一些边远地区农村苏维埃政权建立较晚，但是在国内战争结束时，随着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也立即提出了剥夺富农的任务。如1920年10月16日，列宁在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战线司令部的电报中建议：没收富农劳动所得以外的金钱；把富农的农具收归农具租赁站。[39]

因此，可以做出结论说，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斯米尔诺夫在1926年发表的小册子中指出，革命前的富农“在苏联农村已经几乎消失了，而且只要它出现，就必将遭到强有力的打击”。[40]卡尔和戴维斯也认为，在欧俄地区，富农在革命头几个月已经消灭了，后来又上升起来的很少。[41]

这样，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富农包括了按革命前概念来说已经为数极少的富农和按革命前概念来说作为农村资产阶级的富裕农民，而这时的富裕农民则只是指那些在经济实力上比较强大的上层中农。当然也有些人还是把富农和富裕农民按革命前的概念做了区别，或者延续地使用革命前的概念。如布哈林在1926年发表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中就把“富裕的小饭馆老板、农村的高利贷者、富农”与“拥有几个雇工、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利润”的殷实农民做了区别。[42]但是，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按革命前的概念来区分富农和富裕农民了。首先，在苏维埃农村中，已经基本消灭了中世纪式的农业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矛盾，而是如何使农业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社会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某些资本主义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作为经营商业和借贷的资本代表者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农村关系的代表，而是与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同社会主义经济相对立的。其次，革命前的富农已经消失，而革命后的富裕农民中经营商业和借贷的资本极为有限。例如，1926/27年度对农村各阶层收支情况调查的材料表明，富农户收入的87.7%是由纯农产品方面的收入构成的。[43]同一年度，农村中放债的农户还不到2%，同时在所有的农村私商中，革命前经商的仅占20.2%，绝大部分是新经济政策以后兼营商业或转为经商的农民，而且其中能够经营批发商业并雇用工人的商业主仅占3.6%。[44]

总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应该是指代表农村资产关系(生产、商业、借贷等方面)的农民，它包括了革命前的富农和富裕农民(其中有许多是已被剥夺后来又发展起来的)，以及一部分依靠剥削而上升农民。按照俄共(布)十二大决议中的说法：改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有些农户通过按残酷的高利贷的条件出借农具、种子和牲畜，通过承租土地或者通过贸易，通过制造和出售私酒等等办法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农户中开始形成富农。”[4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一书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的农民分化时谈到：“相当大一部分无播种地和播种地不多的农户上升到了中农户的水平、不大一部分中农变成了拥有大量播种地的富裕农民，开始出租土地，使用雇佣劳动，变成了富农。”[46]显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无论就其形成来说，还是就其经济特征和阶级属性来说，同革命前的概念已经大相径庭了。同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裕农民与革命前的富裕农民也是有所区别的。虽然很多人将富裕农民与富农混同起来，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和性质上的差别。如斯米尔诺夫1926年就指出的：富裕农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农、剥削者和“村社的破坏者”，他们占有大量土地，雇用雇农，经商和放高利贷。另一类是富裕的劳动农户，他们以家庭劳动为基础，并基本上致力于农业生产。[47]

从阶级属性上说，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而富裕农民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一点至少在理论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48]虽然马克思在这里讲得是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但在原则上同样适用于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确定富农成分标准主要应该根据使用雇佣劳动的情况，即应该把那些通过各种方式(经营土地、借贷、商业或生产资料租借等)占有别人劳动的农户划为富农。如果有必要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的人数做出判断，那么从这个标准出发，根据上述种种统计材料，我们倾向于认为富农户在1926—1927年至多不超过农户总数的4%，而1928年以后，由于实行“非常措施”，很多富农“自我消灭”，同时雇工劳动和土地出租又受到很大限制，到20年代末富农户当在3%以下。其余做为“富农”(或笼统做为“富裕农民”)统计的人数，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富裕农民。

关于富农的概念问题，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在1930年秋季以后的全盘集体化第二次高潮中，对于富农的确定，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在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的非富农化运动中，已经对大多数富农实行了剥夺，其中甚至还包括不少中农和贫农。此外，很多人变卖财产后迁移到城市或工地上。这样，至1930年底，在主要农业区消灭富农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了。这时确定富农就更困难了，尽管在制定“1931年统一农业税”时试图进行尝试，但是未获成功。加里宁曾抱怨说：“原有的对富农特性的规定几乎已成为过去，而新的规定还未做出。”但是，全盘集体化运动又要求必须驱逐和消灭富农，于是只好“权力下放”，由各地区自行处理。如1930年12月23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以及“1931年统一农业税法”都指出，“有关富农的性质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的执行委员会根据各地条件加以确定”。其结果，很多地区便只好根据富裕程度去判别哪些人应列为富农进行剥夺。苏联档案材料中就记载了1931年1月11日北高加索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做出对富农的标准加以补充的决议，其中规定凡为赢利而使用雇佣劳动力从事运输业、开设旅店和茶叶店的人都应划入富农范围。这样，完全模糊了富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界限，财产的差别逐渐地排在了第一位。[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