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
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于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已经进行过广泛的探讨，总的来说，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或者认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计划，追求控制和扩大其势力范围；或者认为斯大林所采取的只是温和的、谨慎的和防御性的政治对策。然而，在苏联解体以前，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很少能接触到苏联的档案材料，其结论主要是依据对苏联领导人公开言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推断。9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档案逐步对外开放，研究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审视。有人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行为是古怪的和反复无常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是无所作为的；斯大林的远东政策与欧洲政策一样，都是“盲目的”，“毫无内在联系的”。[1]也有人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保护其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他并不想煽动世界革命，不愿直接与西方对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尔塔和波茨坦原则，苏联的安全目标就可以与西方协调起来。面对与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状态，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斯大林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中国的联盟才真正导致了对抗。[2]还有人认为，战后初年，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新的世界大战可能重新爆发的估计上的，总体上是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冷战开始后才迅速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3]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不能全面或准确地反映出1945—1947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特别是没有勾勒出这一时期斯大林对外政策变化的轨迹，从而难以正确地理解苏联对外政策的的实质，也无法说明冷战的起源这一引起广泛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我们看来，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有三个层次，即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4]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四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与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
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斯大林自信，社会主义的苏联最终是要消灭资本主义世界的，这是苏联和人类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战前就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5]战后，斯大林更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6]危机导致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这就是斯大林总危机理论的核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于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的局部和暂时目标。
然而，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临时的目标。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的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逻辑。
总之，在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的三维结构中，苏联国家安全利益始终处于最高地位。在处理战后国际关系的实际过程中，斯大林有时把维护和平共处作为调整对外政策的标尺，有时把鼓动世界革命作为发起外交攻势的目标，但这些都是暂时的，易变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保障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从苏联对外政策的这一终极目标。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大国合作出发，逐步趋向有限扩张，最后导致集团对抗。当然，这并不是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可以截然分为这样三个阶段，但总体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逐步从温和走向强硬的，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大国合作：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无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爆发前一种战争的可能性要大于后一种战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战争的目的是要取得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的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存亡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7]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
总的说来，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存在就能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斯大林原则上是遵守与西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的，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对希腊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
在西方的史学研究中，谈到杜鲁门主义的产生时，往往把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相提并论。其实，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来看，这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说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那么对于希腊问题则明显采取了保守和消极的方针。从地理位置上讲，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突出于地中海之上，当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过对于苏联的安全利益而言，希腊的重要性却远逊于与苏联接壤或近邻的东欧各国。因此，尽管战争末期希腊共产党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而希腊的内战曾震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但是1944年10月斯大林与邱吉尔达成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是把希腊让给了英国。[8]对于斯大林来说，正是希腊之“失”，才有东欧之“得”。这个交易充分说明，在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的序列中，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摆在第一位的，至于革命，如果无助于保证苏联的根本利益，是不会纳入苏联对外政策考虑之中的。结果，正值1945年2月12日要求希腊解放军予以遣散的瓦尔基扎协定签订时，斯大林在雅尔塔三大国首脑的聚会上表示，他“对英国在希腊的政策是完全信任的，无意进行干预”。[9]尽管后来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已经处于紧张状态，但斯大林始终不愿明显地破坏经过协议确定的势力范围界限。1947年12月，当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民主政府成立后，莫斯科对此仍持消极态度。斯大林在1948年2月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对希腊民主军能否在军事上取得成功表示怀疑，并赞成放弃武装斗争和停止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他还指示，希腊的邻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应当最后承认以马科斯将军为首的希腊临时政府，而让距希腊远些的国家先予以承认，以免处于被动局面。[10]虽然从美国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但在希腊问题上，美国表现出来的是对于共产主义活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战后的远东战略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满洲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得到了保证，而斯大林对美国的回报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和劝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1]虽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是苏联不支持中国革命的原因之一，但是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斯大林要通过制止中国的革命来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政治权益，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近年来，中国方面已经有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录证实了这一分析。诸如在二战结束之初苏联不支持中共争取对日受降权，反对中共进行武装斗争，敦促毛泽东与国民党谈判建立联合政府，不允许中共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在苏占区公开活动，甚至扬言要用武力迫使中共军队撤出沈阳等等。[12]目前披露出来的能够证实这些问题的俄国档案材料还不多见，但根据我们看到的仅有的一些文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1945年9月初，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和山东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分别致函苏共有关领导人，抱怨苏军在东北军纪不严，行为不轨；要求苏军不要解除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武装，并要求为他们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机、纸张等。这些要求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能够看到的一份材料证实，苏联驻军正式拒绝向中共提供印刷机和纸张，还禁止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来决定。[13]为了实现自己对雅尔塔协定的承诺，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之后显然更倾向于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而尽量避免对中共提供帮助。1945年11月，为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共同开发东北的经济，苏联答应对于将国民党军队运往沈阳和长春机场的空中运输线给予援助。在苏联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长春进行经济合作谈判的同时，蒋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私人高级会谈。[14]1945年12月初，莫洛托夫命令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的指挥官梅列茨科夫执行他的指示：不要让中国军队——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军队，进入苏联基地。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绝对反对共产党人像在他们自己的根据地所做的那样在海军基地内重建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企图”。[15]斯大林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采取的这种合作的姿态就能够保证莫斯科在远东的既得利益。正如莫洛托夫后来评论的，斯大林遵守对其权利的严格限制，同时也反对美国试图从罗斯福的许诺倒退。他认为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出现，是作为在解除日本武装后30年内保证其安全的政策的需要。[16]斯大林在战后初年执行与西方合作而反对或不支持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方针，这一点绝不是仅仅体现在希腊和中国的问题上。已经熟稔大国外交游戏的斯大林不愿让民族解放运动束缚苏联外交的手脚，妨碍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苏联政府无视许多弱小国家要求独立的强烈呼声，却对殖民地托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种传统的管理方式给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争取社会进步的具体可能性”。[17]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就曾提议对意大利的殖民地实行托管。在同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又在与美国议定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半岛划为两部分的基础上，表示赞同对朝鲜进行托管。此后，苏联还表示欢迎以承认法国殖民利益为前提的《越法初步协定》。至于非洲各国，苏联则认为当时不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逐步建立起自治政府。显然，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基于苏联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外交方针而提出的。甚至对于美国企图单独占领和管制日本的作法，斯大林虽然表面上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努力来打破这一局面。有材料说，从1946年到1949年，苏共与日共没有任何公开的联系，所有党的工作都是通过野坂参三与苏联情报部门秘密进行的，这表明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的独占以及在那里进行的西方式民主改革。[18]出于敦促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同样动机，斯大林不仅对以朴宪永为首的南朝鲜共产党表现出漠不关心，甚至在1945年9月20日对占领北朝鲜的政策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在北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合的基础上，帮助北朝鲜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19]
[1] 参见罗伯特·康奎斯特：《斯大林——国家的破坏者》，伦敦1991年，第271页；R.C.拉克：《1938—1945年斯大林对西方的企图：冷战的起源》，斯坦福1995年，第166页；奥德·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年，第118页。
[2]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斯大林在远东的目标：从雅尔塔到1950年的中苏条约”，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3] 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第66页。
[4] 《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3页。
[5]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5—223页。
[6]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41—442页；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45页。
[7]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23—624页。
[8] 过去有人对斯大林与邱吉尔的这个协定持怀疑态度，但苏联档案中的新证据说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协议。见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283，第3—16页。转引自纳林斯基：“1944至1947年斯大林与多列士”，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9页。
[9]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65页。
[10] 吉比阿斯基：“从档案文献看1947—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的行动”，载《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第159—160页。
[11] 关于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沈志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 关于斯大林劝阻中国革命的最新材料可参见迈克尔·盛：“斯大林、毛泽东与1945—46年的满洲斗争：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13]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46，第12—23页，转引自布莱恩·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多头档案的神秘性”，《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第12期(1995年6月)，第3—4页。
[14]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目录32，卷宗013，第10—11页；卷宗014，第73、74、79页。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的记录见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7，目录10，卷宗142。转引自默里前引文，第4页。
[15]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6，目录7，卷宗524，第16—17页。转引自默里前引文，第5页。
[16] 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礼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第3页。
[17] 卡·塞维茨、西·伍德贝：《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伦敦1985年，第24页。
[18] 和田春树：“斯大林与日本共产党：1945—1953年(根据新的俄国档案文献)”，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年1月)的论文。
[19] 《苏联与北朝鲜的关系(1945—1980年)：文献与资料》，莫斯科1981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