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斯大林在战后初年的所有外交举措，对于苏联奉行的是与西方大国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种合作中已经隐含着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以外，还有以下的原因。首先，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苏联与西方大国本来就是敌对的。战争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结束、共同的敌人消失后，这种同盟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其次，虽然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样主张战后实行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罗斯福看到了凡尔赛体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过几个大国掌管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大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安排国际事务，以求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至于美国的利益，罗斯福相信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门户开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证。但其他西方大国首脑(譬如邱吉尔)却没有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实力和新的思维，罗斯福可以对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继任者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却一定要针锋相对。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罗斯福的去世已经预示了大国合作的暗淡前景。再次，与罗斯福合作政策的内涵不同，斯大林主张的大国合作，本质上是因循历史上由主要战胜国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传统作法，试图以雅尔塔体系取代凡尔赛体系而重建以美苏两国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几十年来苏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在国际事务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孤岛”心态以及大俄罗斯主义的复仇心理，使战后的斯大林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苏联从此可以参与主宰世界命运了。因此，尽管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尚未顾及的地方，苏联还是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跃跃欲试的扩张行迹。

有限扩张：在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中的进攻态势

从理论上讲，如果苏联与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与西方大国的立场观点大相径庭，所以双方都把对方视作竞争的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与本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即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惟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了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占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占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占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邱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1]研究者在这方面的论著已经很多，而且对于我们所要论述的问题，东欧并不是重点。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作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而真正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

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冻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二战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

在土耳其问题上，斯大林试图以实力为基础，通过恫吓和讹诈手段，实现苏联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和政治权益。根据1936年《蒙特勒公约》的规定，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以不受限制地通过海峡，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时，在吨位、等级和停留时间上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显然，这种一般通航权不能满足苏联控制海峡的要求。早在1940年11月，苏联在与德国的会谈中就提出了要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2]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又表示，修改公约时“应该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不能让土耳其人扼住苏联的咽喉。[3]斯大林这一要求的确切含义很快就由莫洛托夫明白地昭示出来了。莫洛托夫于3月19日便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了一份声明，宣布废止1925年缔结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理由是该条约已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须做重大修改。[4]

苏联在土耳其的举动迅速引起了美国的重视和反应。4月19日，刚刚继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便接见了土耳其驻美国大使。接着在4月23日的白宫会议上，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对总统说，波兰的事情不是孤立的，它是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采取单方面行动的一部分。当时，美国在东欧问题上已经处于被动地位，福莱斯特尔把土耳其问题与东欧问题联系起来，其意图正如他本人告诫总统的那样：“如果俄国人不改变他们的僵硬态度，美国对他们早摊牌比晚摊牌要好”。4月25日，美国驻土耳其大使也告诉总统说，因为东欧已经丢给了苏联，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将迫使美国支持土耳其。[5]

苏联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仍然一味蛮横行事。同年6月7日，苏联向土耳其提出了三项关于缔结苏土新条约的极为无理的要求：将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汗地区划归苏联；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基地；苏土两国在多边协定达成以前先行修改《蒙特勒公约》。莫洛托夫在提出上述要求的同时，曾闪烁其词地暗示，如果土耳其与英国决裂或改变其外交政策，这些要求就是不必要的了。[6]苏联对土耳其要求的实质无非是要把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联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斯大林把在伊朗的200辆坦克的三分之一部署在伊土边界，并在其邻国保加利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以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报刊和电台也同时掀起了针对土耳其的宣传活动。[7]随后，苏联又于1946年7月7日和8月8日两次照会土耳其政府要求修改《蒙特勒公约》，并由苏土共管黑海海峡。

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已经超出了雅尔塔体制的范围，甚至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遭到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经过仔细研究后，于8月15日向杜鲁门提交一项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土耳其，一旦苏联的要求得逞，美国就难以阻止苏联控制整个中近东地区。由于美国在该地区有着资源和交通利益，不让苏联通过武力或以武力威胁实现其对海峡和土耳其的计划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备忘录还强调，唯一能够阻止俄国的方法就是要明确表示，如果需要的话，美国准备以武力来对付侵略。几天后，美国便照会苏联，表示不同意苏联的要求。照会指出，海峡制度不仅与海峡沿岸国家，也与其他国家有关；土耳其应是继续成为防卫海峡的主要责任者。美国还警告苏联，对海峡的进攻必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问题。[8]以后，苏联虽然还不断向土耳其提出类似的要求，但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悄然退却了。

伊朗所在的波斯湾地区，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历史上一直是大国的主要争夺对象。战争期间，为了消除德国在伊朗的破坏活动，确保盟国援助苏联的物资经伊朗顺利地运往苏联，1941年8月苏联和英国分别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签订的盟约规定，战争结束后6个月之内，苏军和英军从伊朗领土上撤出。同年底，美军进入伊朗，接管和承担了原英军负责的铁路和港口业务。1945年5月德国投降，伊朗向苏、美、英三国提出撤军的要求，但苏联却以各种借口拖延撤军，从而引发了“伊朗危机”。

伊朗与苏联有着2500公里的边界，伊朗北部地区在历史上属于沙俄的势力范围。苏军进入伊朗后不久，1941年10月伊朗成立了以前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人民党(其政治局委员和积极分子在30年代曾受训于苏联党校)。战争结束后，伊朗成为苏联实现其对外政策中“安全”与“革命”双重目标在近东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就是由联共(布)中央指导伊朗人民党和阿塞拜疆民主党实施革命；由苏联外交部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试图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1944年8月8日美英两国达成了双方在石油政策方面共同行动的专门协定，这刺激了苏联要在伊朗石油问题上取得与美英对等权力的欲望。

8月16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提交的一份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报告指出，英美在争夺伊朗石油资源中存在着矛盾，但同时要警惕他们试图对“第三国”采取共同行动。贝利亚希望苏联参加英美的石油谈判，“以便在国际石油领域捍卫苏联的利益”，并建议“同伊朗进行强硬的谈判以获得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9]随后，苏联副外长卡夫塔拉泽于9—10月率团与伊朗进行了有关石油租让权的谈判。10月11日伊朗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宣布将所有关于石油租让权的谈判推迟到战争结束以后。12月2日，伊朗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政府与外国进行石油租让权的谈判。这一决定同样适用于英美，因此也遭到英美的反对。但苏联却认定伊朗的决定是英美反苏政策的结果。1945年2月，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说，伊朗议会是英国的驯服工具，对苏联扩大经济利益的建议“进行强烈抵制”，苏联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受到“英国的威胁”。该报告建议，作为一种对抗手段，可利用即将举行的伊朗议会选举，使亲苏分子夺取伊朗北部地区的所有54个席位。[10]这表明苏联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手段干涉伊朗内部事务。

1945年5月，卡夫塔拉泽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从伊朗撤军的理由。他认为，“苏军撤出伊朗无疑将导致该国反动势力的加强和民主组织不可避免的崩溃，……反动的亲英分子将竭尽全力并使用一切手段，以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我们在伊朗的工作成果。所以，可以认为，拖延我们军队撤出伊朗的时间并尽可能地保证我们撤军后的利益是正确的。(主要方法是取得石油租让权，必要时建立由我们占支配地位的股份公司。)”[11]于是，在同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针对英国分三阶段撤军的建议，提出撤军期限应从对日作战结束后算起。[12]然而，对日战争结束之快出乎斯大林的意料。由于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1946年3月2日便成为约定的撤军日期了。

随着撤军日期的临近，苏联加强了对伊朗的干涉和控制。在苏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刚成立不久的阿塞拜疆民主党要求在伊朗境内实行民族自治。1945年12月，民主党领导人比雪华里在大不里士组建了民族政府。与此同时，苏联还大力支持伊朗库尔德斯坦人的民族自治运动。伊朗政府认为阿塞拜疆的民族自治运动是破坏伊朗统一的叛乱，于是向大不士里紧急增派政府军，但为苏军所阻。苏联的理由是，伊朗政府增派军队将加剧北部地区的混乱并“可能导致流血”，这将迫使苏联政府向伊朗增派军队以维护秩序和保障苏联边界的安全。[13]尽管伊朗政府一再提出抗议，美英政府也多次表示反对，但苏联坚持不能如期从伊朗撤军。直到伊朗把这一问题诉诸联合国，苏联军队才于1946年5月9日全部撤出伊朗。此后，伊朗的自治运动遭到镇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也没有建立起来，斯大林对伊政策的目标化为泡影。

土耳其问题和伊朗危机对于战后苏联与西方的国家关系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两次近东事件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斯大林在近东的行为就其本身来讲，虽然有扩大苏联在近东势力范围的动机，但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对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采取了退却和调和的方针。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同它从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撤军一样，表明斯大林的扩张企图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产生直接的对立和冲突。[14]显然，苏联在近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行为对西方产生的后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第二，苏联的外交举措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与认同。战后美国地位的上升与英法势力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扩大化的趋势(美英之间在土耳其和伊朗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外交行为使西方国家共同感受到威胁，这即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第三，苏联的外交举措加速了西方国家对苏政策的调整。这两次近东事件终于导致苏联与西方本来就不牢固的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加深了双方的猜疑、敌视和对立。如果说邱吉尔的“铁幕演说”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没有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凯南“遏制理论”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则表明苏联在近东的行为已经使西方大国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并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的调整。因此，可以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为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形成集团对抗的局面敞开了大门。

集团对抗：马歇尔计划及苏联的反应

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访问莫斯科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15]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时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

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16]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的八千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诺维科夫的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