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

本文考察了1948年苏南冲突以后几年南斯拉夫对内对外政策变化的历史过程。文章认为，苏南冲突的结果迫使铁托选择了背离弄斯科路线的独立发展道路，然而，抛弃斯大林模式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理念和信仰而言，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面对国内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以及在国际上四面楚歌的孤立地位，南斯拉夫人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们在摸索中改革，在改革中摸索，终于在1953年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重点是缓和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并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中保持一种中间状态，为以后的不结盟政策打下了基础。其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化，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在经济上实行工人自治和注重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在政治上则强调铲除官僚体制，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

对于1948年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的考察，无疑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某种角度讲，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开创的事业对于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地位，如何选择自己的民族发展道路，都具有启迪意义。如果探究70-80年代冷战格局中，南斯拉夫所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何在第三世界享有如此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人们大多都要回顾和分析战后不久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那场令世人瞩目的冲突。本文拟通过对苏南冲突结果的历史考察，回答南斯拉夫究竟是怎样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这样一个问题。[1]

（一）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了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的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2]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此外，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3]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4]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其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工作。[5]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6]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7]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8]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声明：如果南共“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派代表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一案的调查。[9]自然，南共中央拒绝了苏联的要求。[10]此后，情报局便在6月28日的决议中公开号召南共党内的“健康分子”站出来，他们的任务是：“迫使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11]

由于铁托和兰科维奇的严密控制，国内“健康力量”没有发展起来，莫斯科便开始着手组织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月11日夜晚，在苏联的策动下，南斯拉夫高级将领约万诺维奇、佩特里切维奇和达普切维奇等人试图逃往罗马尼亚，但他们在越境时被打死或捕获。叛逃现象在驻外官员中更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苏联一边。8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南斯拉夫前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多万·戈卢博维奇致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一封信，在这封完全是根据情报局决议精神写的信中，戈卢博维奇宣布辞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职务。不久，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的政府官员中也出现了分裂，大使馆代办布兰科夫连同他的九个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员则被驱逐出境。[12]与此同时，南斯拉夫边界也处于紧张状态。据卡德尔在联合国发言中列举的事实，仅从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9月1日这段时间，在南斯拉夫东部边界就发生了219起武装冲突事件。[13]

最令铁托头痛的是莫斯科实行的经济封锁。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经济恢复工作，到1947年，已经达到战前水平。随后，铁托便开始仿照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完全倚赖于从苏联、东欧各国输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采矿设备和工业设备。当时南斯拉夫的进口物资大约有50%来自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集团国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赖性还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铁和肥料，60%的石油产品，以及实际上全部的特种机械、钢管、铁路车辆和机车，都需要从苏联及其卫星国进口。[14]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导演的经济封锁对南斯拉夫来说就意味着灾难。情报局会议以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撕毁合同、压缩贸易，对于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付了款的极为需要的制造品、工业品和原料也拒不交货。当年，莫斯科就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协定，并宣布把苏联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削减八分之七。1949年1月苏联建立了欧洲经济互助委员会，其宗旨除了对抗马歇尔计划，就是对南斯拉夫实行禁运。以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应的投资贷款只实现了6.3%，与苏联商定的67.5亿旧第纳尔的贷款只实现了0.6%。到1949年4月，南斯拉夫与苏联、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全部贸易已处于停顿状态，与波兰的贸易量则减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扬访问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6月11日宣布停止向南运送货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封锁给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29亿美元。[15]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南斯拉夫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1946年和1947年的军费开支平均每年为3.1亿美元，1948年增加到4.38亿，1949年增加到5.28亿，以后几年平均为6.65亿美元。国防费用在国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年为10.2%，1952年即增长到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至1952年，南斯拉夫个人消费比1948年降低了14%，已经下降到战后的最低水平。[16]看起来铁托的统治的确面临险恶，前途未卜。情报局的决议公布以后，西方媒体纷纷预测，在苏联的压力下，铁托政权无法支撑下去。[17]然而，铁托不仅坚持了下来，而且带领南共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不过，他们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摸索过程才走上这条新路的。

（二）

不仅苏联的影响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党员和群众当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就是在铁托和南共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中，共产主义的传统理念和斯大林主义的思维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对于铁托来说十分尴尬的局面：情报局关于开除南共的决议发表后，南共却要在公开场合为斯大林唱赞歌。遮为庆祝南共五大召开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通过了这样一封给斯大林的致敬电：“斯大林同志，我们深信，你将竭尽一切努力排除对我们全国，对我们党和我们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责。我们对你，对苏联全国，对你们为全人类所做的一切的爱戴是无限的，诚如我们相信你将竭尽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样。”电报的结束语是：苏南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万岁!教导我们热爱苏联的铁托同志万岁!我们的伟大朋友斯大林万岁![18]

在7月21日召开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在对情报局的指控提出反驳后，强调了与苏联的团结，并表示希望与苏共消除分歧。铁托在发言中说：“我们认为，决议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们背离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指控我们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指控我们已经抛弃了马列主义科学”。“我们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符合我国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铁托最后表示：“我愿强调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改善南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他赢得了会议代表的支持，大会在“铁托!斯大林!”的热情欢呼声中闭幕。[19]尽管铁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20]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铁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苏南冲突之初并没有想到要与斯大林彻底决裂，因为他们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的说法，南共五大制订的党章，尽管已在共产党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但还是“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21]

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寻求与苏联东欧集团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闭幕的第二天，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一次讨论多瑙河航运管理条约的国际会议，东西方国家在会上发生了公开冲突。西方国家代表强调“既得权利”，而东方国家代表则力主维护沿岸国家利益的原则。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团坚持支持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立场，对于苏联的建议一概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甚至对于会议的官方语言只用俄语和法语而不包括英语这样的建议也不例外。[22]以至给南斯拉夫驻外官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变得十分亲近了。”[23]此外，在《真理报》发表了情报局决议之后，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馆的文化参赞，试探南斯拉夫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可能性。兰科维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驻莫斯科的代办费伊奇，必须提醒使馆全体同志注意，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挑衅都不要上当。[24]直到9月26日，铁托还公开表示在欧洲地区南斯拉夫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认为，斯大林迟早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寻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协的。[25]尽管莫洛托夫在11月7日苏联国庆时再一次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举行反铁托的起义，但是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12月21日斯大林69岁生日那一天，还发表了题为《伟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长篇社论，并且用三栏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宁逝世纪念日，《战斗报》则发表文章宣称，南共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与此同时，《斯大林选集》被纳入了出版计划。[26]

1949年初经互会成立时，尽管铁托估计到南斯拉夫将被排除在这一组织之外，但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还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经互会的申请。[27]在南斯拉夫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铁托依旧努力在外交政策上与苏联集团保持同一条阵线，这特别反映在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上。在1949年3月北约成立时，南斯拉夫对其所进行的强烈抨击，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至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坎农汇报说，南斯拉夫对待大西洋联盟的立场是“完全克里姆林宫式的”。[28]

据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进行采访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达米克描述，他与铁托、卡德尔、皮雅杰、兰科维奇、吉拉斯等高级领导人会见后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到6月底，他们仍然保留着一线希望，“幻想会有可能发生某种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29]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经济领域开始加紧推行一种完全仿照苏联全盘集体化方式制定的农业政策。这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义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30] 1949年1月底，南共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在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的决议，在这一决议的基础上，重新掀起了大规模的加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虽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当时没有采取强迫措施，特别是对富农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政策。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斯科指责南共“没有在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31]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对个体农民进行猛烈宣传的同时，还使用了许多行政手段迫使他们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论贫富，处处受到阻难和恫吓。国家征购剩余农产品的定额和税率都定得高到无法缴纳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破产。在法律规定的四种农业合作社的形式中，国家政策特别导向个体农民加入第四种合作社——最接近苏联集体农庄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这种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发展：1948年底还只有1318个，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964个，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数目也从60156户增加到323849户，合作社的土地从323984公顷增加到1782614公顷。[32]只是由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名称在欧洲极易引起人们的反感，[33]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称这一点上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特点，除此之外，南斯拉夫开展的新集体化运动在实质上与苏联模式并没有多大区别，正如1953年联合国的欧洲经济调查报告所做的结论：当时南斯拉夫的农业法律，“除了细节以外，同东欧各国制定的农业法律差不多”。

然而，绝大多数农民都强烈反对这种苏联方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高额的税收和征购也遇到农民的顽强抵制。因此，集体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体化土地的面积仍然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其中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集体化农民在农户总数中只占17%。在牧场、草原、果园、葡萄园地区，集体化的比例还要低得多。[34]到1951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下降，已经达到某些观察家认为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减产罢工”的地步。由于农民的消极抵抗，农业产量出现了灾难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以至1951年的谷物生产只达到战前产量的41%。[35]面对事实，铁托后来承认：尽管知道集体农庄在苏联“经过二十多年，情况仍然不妙，而我们却还是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36]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压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尽管铁托做出了一些缓和关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领情，社会主义阵营对南共的围攻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首先是在东欧各国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道路”，继而开始处理倾向南共观点或同情铁托的各国领导人，最后发展成一场以揪出铁托分子为名的令人胆战心寒的大清洗运动。

1948年夏天，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还可以自豪地告诉他的英国客人说，他们正走在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声明说，除了苏联的道路外，没有其他什么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日丹诺夫的秘书尤金对此解释说：“人民民主”已经不再是一个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的过渡阶段，而是一种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丝毫差别的制度。[37]似乎是为了证明像铁托那样偏离莫斯科路线的人没有好下场，在1948年8-9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曾经反对建立情报局，并对处理南共问题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总书记哥穆尔卡被撤职，其罪名是“不懂得联共（布）的领导作用”，“不信任苏共和苏联”，否定“苏联的建设道路”；在苏南争论中，对南共采取“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对情报局处理南共的决议持“否定态度”。[38] 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开除出党。

然而，这还只是莫斯科准备清理“铁托分子”的信号，真正的清洗是从1949年夏季开始的，首当其冲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尔巴尼亚。1949年5月阿共亲南派领导人佐泽被捕，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秘密审讯，便以“铁托主义者”的罪名被处决。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对三个月前已被开除党籍的外交部长拉伊克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起诉，经审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内的四个人被送上了绞架。起诉人的发言清楚地说明了这场审讯的动机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这一帮阴谋分子有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和吉拉斯这个犯罪集团。这次审讯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此。”[39]如果说哥穆尔卡、佐泽、拉伊克多少还有些同情铁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话，那么保共前任总书记、政府副总理科斯托夫则是一向对南共政策表示不满的人，但他也没有逃过厄运。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随后亦遭枪决。其关键性的罪状竟是1934-1935年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曾建议让铁托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40]在所有这些审讯中，都把最荒诞不经的阴谋诡计归罪于铁托、兰科维奇以及其他南共领导人，按照审讯的结果，这些人在战前、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一直就是卖国贼、叛徒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这样，就为第三次情报局会议对南共进行更加骇人听闻的指控做好了舆论准备。

1949年11月19日，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认为，从情报局1948年召开的上一次会议到今天，“铁托匪帮”终于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处于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并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决议指出，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的结果充分证明，“铁托集团已经将贝尔格莱德变成了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和反共宣传的中心”。情报局最后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工人党员“同铁托集团——被雇佣的特务和杀人犯进行斗争”，帮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41]

最后，在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会中抗议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苏联公民，进而威胁说，苏联政府“将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并将被迫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42]于是，南斯拉夫边境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北面，根据南斯拉夫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七个苏联摩托化师部署在匈-罗边界。还有材料说，一支干涉部队曾经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集结过，其中还包括6000名西欧国家反铁托的志愿军，甚至在保加利亚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还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队。[43]在南面，阿尔巴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又埋下了新的钉子。1949年9月24日，根据霍查的旨意，阿劳动党书记雅科瓦在发罗那的群众集会上公然号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几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分离出来，加入“主体国”，他说：“科索沃人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国际主义共产党人一道，起来反对铁托集团，唾弃铁托，争取自由。那时科索沃的问题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44]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从而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