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本文根据新的档案文献指出，苏联在战争期间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适应战后与西方盟国继续合作的战略需要，因此，尽管在战后日益感到应该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却迟迟没有将成立国际组织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法共和意共被赶出政府的事件，不仅预示着联合政府策略的失败，而且暴露出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失控，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及东欧各党的反应，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的危机感，于是共产党情报局的诞生势在必行。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与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冷战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然而，由于有关的档案文献很少公布于众[1]，从1947年9月成立至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短短9年的历史却长期处于隐秘状态之中，专门的研究著作也是寥寥无几[2]。直到90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有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才陆续披露出来[3]。在此基础上，俄国、东欧和西方学者展开了对共产党情报局历史的颇具价值的研究[4]，从而把有关冷战形成的讨论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令人感兴趣的是，学者们看到和使用了大体相同的史料，却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关于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目的，一般都认为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种对欧洲共产党施加影响和监督的工具，但研究者之间也存在一些明显不同的判断。有人强调苏联领导人力图加强自己对东欧占领区的控制[5]，有人则更看重与莫斯科对西欧战略政策的关系[6]。有人认为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恐惧导致了共产党统一指挥机构的成立[7]，也有人指出斯大林提出召集情报会议的问题是在马歇尔发表援助欧洲的演说之前，因而不可能是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8]。有人指出情报局的建立是为了使苏联情报系统的工作更加有效[9]，还有人认为情报局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共产国际[10]。
那么，共产党情报局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其目的何在，与欧洲冷战格局的形成又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拟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出发点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而非莫斯科对一时一事的反应；斯大林对于是否建立这种国际机构，特别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机构的考虑，是随着欧洲事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过程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是同步的，其最终结果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一、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战后对外战略的确立
从斯大林掌管苏联政权起，特别是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以后，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逐渐改变了其功能，即从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降格为莫斯科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附属品和二等工具（对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而言）。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11]。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利于苏联开展外交的副作用——莫斯科因领导共产国际而成为各国政府集中攻击的对象。此外，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状态，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随苏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地位和策略的变化而显得反复无常，杂乱无章。正是这种状况，迫使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就考虑到应解散已经成为苏联负担的共产国际了。194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苏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终止共产国际活动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在现阶段，最重要的不是把各国的运动引向一个国际中心，而是把重点放在每个国家中的运动及其领导，竭力使各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得到发展，使这些党善于由他们自己来领导本国的工人运动，善于由他们自己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组织，在完全和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的同时为本国的工人运动担负全部责任”。这种考虑的实际目的在于摧毁“所有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础，打掉资产阶级因本国共产党反对战争而指责其为“叛徒”这张王牌。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十分紧急，不应匆忙，而应加以认真的讨论和准备”。[12]
当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当苏联确定必须建立巩固和长期的反纳粹德国同盟，并感到需要同英、美盟国建立新型的相互关系时，解散共产国际已经成为当务之急[13]。1943年5月23日斯大林在答记者问时说明：解散共产国际是因为必须驳斥共产主义敌人所制造的“谣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布尔什维克化”，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服从于外国的命令[14]。斯大林这一说法并非完全虚言，为了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和推动西方盟国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必须对国际舆论有所交待。不过，解散共产国际的举动没有发生在对于苏联来说是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和1942年，而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联战场局势以后的1943年，这说明莫斯科的考虑绝不是仅仅着眼于战争的胜负，其中还蕴含着斯大林为战后国际安排和苏联外交政策奠定基础的长远打算。也许应该更确切地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从1943年初，苏联驻英、美使馆就开始通过电报与莫斯科讨论战后世界的格局问题。1944年1月，驻英全权代表马伊斯基在给莫洛托夫（后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主要目标，坚持认为“应该创造出这样的局势，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以使苏联能够强大起来。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是对抗。除非在德国爆发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否则，苏联还是应当与同盟国进行合作而不是与之进行基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因此，苏联“可能的和可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应当是“加强同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友谊”。[15]几个月后驻美大使葛罗米柯也做出了判断：美国会对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苏联的合作感兴趣，双方的目标将会大体一致。[16] 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同年7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更强烈地主张双方合作。对于战后苏联应当“同盟国合作还是断绝所有联系”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17]莫洛托夫后来也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18] 正如葛罗米柯在一次秘密谈话中回忆的，1944年9月参加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19]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当丘吉尔于10月9日提出英苏两国在东南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时，斯大林态度十分积极。经过艾登和莫洛托夫的详细讨论，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英国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20]显然在并不知道这一交易的情况下，李维诺夫于11月15日在题为《苏英合作的前景及其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避免战后与英国在欧洲的冲突，应该事先划定双方的“利益范围”。他向莫洛托夫描述了苏联在战后所应要求的“最大利益范围”，这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英国的利益范围可包括：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而挪威、丹麦、奥地利和意大利则作为缓冲地带。[21]
为了实现这种外交构想，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战略方针中，就不能再提世界革命，也不需要各国建立共产党单独政权。在其势力范围内，苏联努力促成匈、保、捷、波，甚至南斯拉夫建立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22]例如，1945年1月初斯大林向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建议：目前不要提国有化问题，尽量不要吓着和排斥包括塔塔列斯库集团在内的资产阶级阶层，应建立全国民主阵线政府。[23]莫斯科还指示芬兰共产党领导人：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24] 即使对那些已经出现了革命迹象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朝鲜和伊朗，苏联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25]至于在西方势力范围或中立地带，克里姆林宫给共产党的指示仍然是从这种地缘政治构想出发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3日夜里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时，建议彻底修改意共的政治方针：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主要应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季米特洛夫还委托陶里亚蒂将这一精神传达给法共。[26]同年11月19日，即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戴高乐出访莫斯科前夕，斯大林同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既没有谈到世界革命，也没有提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问题。莫斯科关心的是使法国尽可能快地成为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大陆势力的平衡力量，成为苏联潜在的同盟者。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法共不要保留武装力量，不要挑起同现政府的冲突，而应该尽量与激进派，尤其是社会党建立左派联盟，积极参加“复兴强大的法兰西和加深民主制运动”，及正规军队的恢复工作，以促使法国政府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甚至共产主义青年团最好也不要恢复，可以建立人民青年联盟。[27]为了保证英国对希腊的控制权，莫斯科还要求希共接受苏联关于在希腊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建议，并迫使他们在1945年初自行解除了武装。[28]
当然，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并非要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而只是改变了领导形式。一方面，斯大林在1946年5月11日对联共（布）领导人解释说：“经验表明，不能有一个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马克思、列宁生前是这样，现在也是如此。也许，应该过渡到地区性的联合，如南美；美国和加拿大；某些欧洲国家等等，但对此不能着急”。[29]斯大林后来曾多次谈到欧洲的区域联邦问题，恐怕都是源于这一思想。另一方面，莫斯科于6月12日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贯彻苏共的意图，季米特洛夫仍然是实际领导者[30]。这样，既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与西方全面合作的环境，又能保证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行动的指挥。不过需要指明的是，这同构建一个集团性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否则就没有必要解散共产国际了。
[1]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当年曾经刊登过情报局会议的部分文件，在此基础上苏联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别编印、出版了单行本：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мпартий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ода和Совещание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Венгрии во втрой поровине наября 1949 года。这两本文集都有中译本，即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文献》和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然而，作为史料，这些文集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缺陷：所公布的文件选择性极强（例如缺少许多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并且经过了双重修改（文件作者本身和苏联编者）。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方面通过报纸，特别是回忆录、传记的形式披露了一些上述文件中没有的材料，但所增加的内容极为有限，而且同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在此基础上，1975年英国出版了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辑的《南苏关系（1939-1972）：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文版）。
[2]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是西方学者开始的，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乌拉姆的著作（Ulam，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Cambridge，1952）。此后比较深入的研究当属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克劳丁1970年出版西班牙文专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
[3] 新的档案文献首先在一些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中不断得到引证。1994年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米兰）合作，编辑出版了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1947/1948/1949，首次用英文公布了共产党情报局三次会议的几乎全部文件。1998年俄国单独出版的该书俄文版（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不仅补充了对于研究来讲非常重要的注释和经过修订的研究论文，而且作为附录，新公布了许多苏共领导人之间关于这几次会议的往来电报。
[4] 除上述文件集中选编的重要论文外，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著还有俄国学者阿季别科夫的专著（Г.М.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Москва，1994）和论文（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4-5；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Москва.1998；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9,№7），吉比扬斯基的论文（Л.Я.Гибианский，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3，№4；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6，№1-2）。英文著作中作为重要章节涉及这一问题的有祖伯克、普列沙科夫（V. Zubok, C.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London,1996）和马斯特尼（V.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1996）的专著，还有一些颇值得参考的论文（N.I.Egorova，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1947-1953；Anna Di Biagio，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F.Gori, S.Pons ed.，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 London-New York，1996）等等。至于中国学者，严格地说，对于共产党情报局的深入研究还没有展开。笔者只见到几年前的一篇论文（孙耀文：“论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5] 见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125页。
[6] 见Mastny前引书32-33页。
[7]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лл.24-26、226-227；Zubok 和Pleshakov前引书130-131页，Mastny前引书30页。
[8] Гибианский，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ⅩＬⅡ；Biagio前引文208-209页。
[9] А.Ди.Бьяджо，Создание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22。
[10] 见Mastny前引书26页。
[11] 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文献反映了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 Ⅰ， до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1994；Часть Ⅱ，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Москва，1998。
[12] Георги Димиитров，ДНЕВНИК(9 маарт 1933 – 6 февруари 1949)，София，1997，233-234。
[13] 1943年5月20日斯大林在电话中要求尽快公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ДНЕВНИК，374-375。
[14] Бьяджо前引文21页。
[15] 马伊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44年1月1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л.52-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24-144。凡直接引注的档案文献，笔者存有复印件。
[16] 葛罗米柯：“关于苏美关系问题”，1944年7月14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6,оп.6,п.45,д.603,лл.1-34.转引自Vladimir Pechatnov，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Working Paper №13，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5），p.6。
[17]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1,лл.23-24.35。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
[18] 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66页。
[19] 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27页。
[20] 过去学术界曾对此质疑，俄国学者引用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个著名的百分比协定的存在，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1996, №1, л.19。
[21] АВПРФ,ф.06,оп.6,п.14,д.144,лл.22、28、44。转引自Zubok和Pleshakov前引书30页。另见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л.19。
[22] 有关这方面的俄国档案文献已经大量公布，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该书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23、24和26卷收入了这些文件。
[23] ДНЕВНИК，458。
[24]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 3c ,д.60,лл.7、40；д.63,л.33。转引自Г.П.Мурашко，А.Ф. Носкова，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Инститот р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ины”（1945-1985）: Новое рочмение，Москва，1995，лл.89-90。
[25] 此期苏联对中共和朝共的政策，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二章（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关于斯大林劝伊朗人民党放弃革命的情况，见Н.И. Егорова，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5-1946гг., 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рия， 1994，№3，л.41。
[26] РЦХИДНИ,ф.495,оп.74,д.259,л.8。转引自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лл.19-21。
[27] 斯大林与多列士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90,лл.85-93。Источник，1995，№4，лл.152-158。另见Сталин и Торез，лл.21-23；ДНЕВНИК，448。
[28] P.J.Stavrakis，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Ithaca，N.Y.，1989，p.32；J.O.Iztrides，Revolt in Athens: The Greek Commuist “Second Roound”，1944-1945，Princeton，N.J.，1972，pp.156-7。转引自R. Craig Nation，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8，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p.131.根据这一精神，1944年12月9日季米特洛夫通知一向积极支持希腊革命斗争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希腊同志不能指望从这里会有积极的干预和帮助”。见ДНЕВНИК，451。
[29] ДНЕВНИК，372；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л.6；Адибеков，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3.
[30] 关于国际情报部的成立，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记载：“为使敌人不能利用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这一事实，决定任命什切尔巴科夫为部长，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部长。本决定不予公布，而该部的工作将按内部工作制度予以组织和实施。”ДНЕВНИК，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