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号126，第1-12张。
[82] 《聂荣臻回忆录》，第803-804页；《聂荣臻传》，第579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71页。
[83] 杨连堂:《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6页。
[84] 袁成隆：《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炎黄春秋》2002年第1期，第25页。俄国学者提供的数字是，帮助中国进行核武器研制的苏联科学家共640人。见乌索夫：《原子能问题是如何破坏苏中友谊的？》。
[85] 笔者2001年8月10日采访安纯祥记录，安纯祥曾任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总工程师；《聂荣臻传》，第554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59页。《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22-27页。
[86] 195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为此，中国拍摄了一部电影，就取名为《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87]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简史》，第21页。
[88]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27-628页。
[89] 李伶、周飞：《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党史博览》2002年第9期，第11-12页。
[90] 《聂荣臻年谱》上卷，第632页。
[91] 《横空出世的中国导弹部队》，第11、14页。
[92] 王定烈：《我军第一所导弹学校的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回忆史料》，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81-485页。
[93] 张伯华：《组建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的回忆》，《空军回忆史料》，第489-493页。
[94] 岳振华：《击落美制U-2飞机作战追记》，《百年潮》2002年第6期，第17-22页；2002年3月2日笔者采访恽前程记录。恽前程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作战部副部长。1960年11月5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自己的第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并于1962年投入生产。1963年5月进行了射程为800-11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就是说，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一年多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运载工具。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两年后，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携带2万吨TNT当量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第63页。
[95] Немного света в тяжелой воде，с.44-45。
[96] TsKhSD, f.5, op.49, roll.8862, no.41（April-December 1957）, p.146，转引自D. Kaple，Soviet Advisors in China in the 1950s，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123。
[97] 《未被揭开的谜底》，第24-29页。
[98] Α.Д.Долинин，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99] 《聂荣臻年谱》，第742页。
[100] 《最后的遗言》，第412-414页。
[101]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pp.136-137，
[102]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pp.136-138；Gordon Chang，Friends and Enem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92。
[103] 195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4] Friends and Enemies，p.191。
[105] 195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6] 详见拙文《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例如，赫鲁晓夫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核专家参观苏联核试验场的请求，并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苏联国防部还派遣第12研究所的两位专家前往中国进行教学。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pp.25-26。
[107] 关于1958年炮击金门行动事前是否告知苏联的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对此笔者将另文考察。
[108]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谢生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39、547页；《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66页。
[109] 关于苏联9月7日和19日两次表示愿意给予中国核保护，以及提出在危机期间直接提供海空军援助的情况，可参见《十年论战》，第178-183页；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pp.150-151；《最后的遗言》，第403-405页。
[110] 同撤退专家一样，在决定暂停供给原子弹样品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关于这一点，1960年春外贸部长李强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时，苏方代表团成员就表露过这样的看法：按协议应该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但就是有人（指赫鲁晓夫）不同意，没有办法。2001年10月29日笔者采访宿世芳记录，宿世芳50年代曾在驻苏商贸参赞处工作。
[111] 参见1958年10月1日、15日《人民日报》。
[112] 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二），第196-200页；Н.С.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 1997，с.334；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66-268页；《最后的遗言》，第414-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