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言：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结语：斯大林暗杀铁托的未遂计划

有关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

 

序言：苏南冲突与解密档案文献

 

1948年上半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在刚刚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便出现了继苏联30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运动，而这次清洗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国界，在东欧各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被撤职、被逮捕、被枪毙。从此，各国社会主义便纳入了统一的斯大林模式。

苏南冲突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后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然而，这场冲突究竟缘何而起？隐藏在意识形态方面舌枪唇战背后的真实原因何在？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是如何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裂的？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的处置及对东欧国家“铁托主义分子”的清洗对于当时刚刚形成的冷战格局又起到了何种作用？囿于当时的立场和历史条件，苏南双方所发表的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在1948年6月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报告说：“近来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上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是脱离马克斯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1]出席会议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对此一致表示赞成。[2]以后，这种看法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统观点，以至在60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战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政权逐步地蜕化变质”。[3]

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说法则是，苏南冲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冲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南共执行的与莫斯科方针相抵触的特殊政策不满。[4]具有各式不同说法的这种解释在以后几十年中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5]

无论是突出意识形态（苏联），还是侧重国家关系（南斯拉夫），上述两种说法都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苏南之间的历史分歧，都认定南斯拉夫在战后就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独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冲突就是这种长期以来双方分歧的延续和结果。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长时段内，事物的发展总是互为因果的。然而，这并不排除在历史上一定的短暂的时期内——比如说几年之内，就事态变化的本质而言，原因和结果是两个可以分开而且必须分开的逻辑概念。换句话说，究竟是南斯拉夫执行的背离莫斯科的独立路线导致了苏南冲突，还是苏南分裂促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需要通过历史研究来回答的问题。

不过，由于苏南冲突这段历史公案的历史真相一直封存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秘密档案之中，历史研究者似乎很难依据当事各方以往出于政治目的所发表的文件，对此做出准确的和冷静的判断。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和一系列东欧国家出现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终于有大批历史档案文献抹去尘埃，得见天日了。[6]记得一位美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过去档案文献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文献又成为历史的见证。以此来描述苏南冲突历史真相与档案文献的关系也许是恰当的。随着档案文献的披露，历史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和阐释。9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通报》、《历史问题》、《历史档案》等俄文刊物陆续公布了一批关于苏南冲突的档案文献。后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公布的档案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俄国和美国学者在其论著中引用了他们自己在档案馆发现的有关文献。这就使得人们可以通过梳理比较全面的原始材料来看清苏南冲突起因及其结果的历史真相。[7]

 

联盟：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转变

 

当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宣布将南共开除的时候，不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动，而且也使西方国家感到“大为惊奇”。[8]事情的确来得突然。1948年1月共产党情报局还在其总部所在地贝尔格莱德召开编辑部会议，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被作为异教徒逐出教门，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是不是如苏联领导人所说，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南共执行了一条背离莫斯科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或者如南共领导人所说，其原因在于南斯拉夫早就对斯大林的政策和方针采取了抵制的立场？

历史文献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到1948年初，南斯拉夫一直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贝尔格莱德无论在革命性，还是在社会主义化的程度方面，都紧步莫斯科的后尘。而斯大林对铁托虽说是心存芥蒂，但对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过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如南共领导人后来回忆所说，在与南斯拉夫国王逃亡政府联合作战、与德国军队交换战俘以求得到喘息、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以及接受国王回国等问题上，铁托与斯大林之间有不同意见，甚至互有不满情绪，但是就总体而言，南共与苏联的关系是友好的和密切的。

按照德迪耶尔的说法，铁托与斯大林之间在战时所发生的“最严重的分歧”涉及到1943年11月29日南共在雅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并且做出了关于剥夺王国流亡政府的合法性和禁止彼得国王回国的决议。关于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决定，铁托事前没有同斯大林协商，莫斯科是在决议通过之后，也即是从南共中央11月30日的电报中获悉的。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认为“这是在苏联和德黑兰决定的背后捅了一刀”。位于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奉命不得发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特别是关于不让彼得国王返回南斯拉夫的决议，甚至南共驻莫斯科代表弗拉霍维奇还受到警告，他为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和莫斯科电台编排的全部节目都将受到检查。直到英国电台广播了这些决议，莫洛托夫才同意让步。[9]

不过，被南斯拉夫人着力渲染的这次分歧，并没有给苏南关系带来值得记载的直接后果。几个月后，南共中央书记吉拉斯访问莫斯科，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热情接待。据吉拉斯回忆，在会谈中，“斯大林虽然没有许诺承认民族委员会为南斯拉夫的临时政府，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加强这个政府是很关心的。……显然，如果时机适宜，即如果苏联和英国之间，确切地说民族委员会和王国政府之间能够寻找出临时妥协的办法的话，苏联政府会立即承认民族委员会。”与此同时，在援助南斯拉夫军队的问题上，当吉拉斯按照铁托的要求提出借贷20万美元时，斯大林表现得极为慷慨大度，不仅认为所要数字太少，而且答应立即予以提供，甚至表示援助是无偿的。斯大林说：“你们在流血，而我为提供给你们的武器还要向你们要钱吗！我不是商人，我们都不是商人，你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事业一样，我们有责任和你们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斯大林所要求的只是南共应当同南斯拉夫王国政府的新代表舒巴希奇——他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同占领军斗争的主要力量——搞好关系，争取达成某种协议。[10]莫洛托夫在单独会见吉拉斯时向他解释说，苏联政府与开罗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关系“纯粹是形式上”，苏联“正在进行与在开罗的政府断绝关系的有关准备工作”。至于对铁托政权的承认问题，莫洛托夫说莫斯科已经为此“采取了准备措施”，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莫洛托夫还做出保证，苏联将在军事装备和技术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11]

至于在其他细小问题上的矛盾和磨擦，也都得到了及时解决。无论如何，根本上讲，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理念和感情上与莫斯科是相通的，他们“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的因素”，在南共看来，“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的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他们总是“想办法说服自己”，并“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实从自己的记忆中排挤出去”。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南共始终与莫斯科保持着通讯联系，并接受苏联政府的指导和帮助。[12]

在斯大林看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游击队对于苏联的欧洲战场，特别是战后苏联安全的保障体系，也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早在1943年共产国际就认为，从军事和政治意义上说，南共都“应当成为巴尔干国家的核心”。[13]尽管苏联本身还通过租借法案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但与此同时，莫斯科给予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援助与西方盟国提供的援助旗鼓相当。据卡德尔引用的资料，在1943年10月15日至1945年5月这段时期内，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从西方盟国得到了388门火炮，2660门迫击炮，107辆坦克，13447挺轻机枪以及137000支步枪；而在1944至1945年期间，从苏联得到了895门火炮，3364门迫击炮，65辆坦克，68000挺轻机枪和重机枪以及96000支步枪。[14]

战争即将结束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他在东欧国家中所能依靠的首先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国家政权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而铁托也知道南斯拉夫的安全和发展必须依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此期，苏南领导人频繁接触，讨论战后政治、经济和苏南关系问题。1944年11月，即欧洲战事结束前半年，访问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就建议和苏联共同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以便开采南斯拉夫的矿产——铜、汞、铝矾土。[15]南共政治局委员赫布朗1945年1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答应战后向南提供经济援助，特别是派出军事顾问和提供技术装备，帮助南改编和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斯大林甚至原则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战后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周边国家的领土要求，只是建议由当地居民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请求，并希望南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16]1945年4月，南政府副总理舒巴希奇赴苏与莫洛托夫讨论了苏南友好条约问题，并就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交换了意见。[17]4月11日，双方签署了“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这是当时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

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为此目的，在雅尔塔体系划定给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18]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斯大林在保证各国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反对他们按苏联模式建立垄断政权的企图，而是劝告共产党与自由党人、社会党人和农民党结成联盟，建立联合政府。

还在战争期间，当1944年9月苏联红军攻占罗马尼亚以后，留守后方的内务部部队接到命令说：“不得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不得废除地主所有制，“在我们的占领区绝对禁止实行苏维埃化”等等。1945年3月28日，日丹诺夫针对芬兰共产党人在告选民书中表露的实行一党政府，以及“把芬兰归并于苏联”的愿望，批评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使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的话，你们就不能孤立于议会中的其他党团之外”，并指出，芬兰“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1945年秋天，苏联驻匈牙利公使普希金批评匈牙利共产党“脱离了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芬兰都采取的共同路线。在那里，都建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民主力量联盟。这种符合我们政策的联盟在匈牙利只存在到市级选举时为止。共产党只有通过与民主政党的联盟才能巩固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并指示他们说，“共产党不仅要同社会民主党，而且必须同民族农民党结成联盟，还必须同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小农党结成联盟”。[19]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还明确地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保加利亚不要急于推进社会革命进程，而要根据大局的要求考虑社会革命进程的发展。斯大林解释说：“我们曾认为苏维埃的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事实表明，苏维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20]

与东欧其他各党不同，苏联虽然也曾表示反对在南斯拉夫实现苏维埃化，反对由共产党单独成立临时政府，[21]但实际上，对于南共领导人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步实施的比较激进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南斯拉夫于战后采取了更加紧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针。尽管铁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国记者问时，否认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措施，但后来还是承认在南斯拉夫建立了与苏联相类似的政权形式。[22]在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南斯拉夫便使国内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1945年8月临时国民议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当年底又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了农民的一切债务。1946年7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合作社基本法，开始向集体经济过渡。1946年12月通过了全面国有化法令，它在许多方面只不过是把现状正式肯定了下来。从理论上说，在少数几个未列入国有化的工商业部门中，私有制仍然允许存在，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23]对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南斯拉夫在东欧国家中率先为新制度奠定了基础，其政权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具有榜样作用”。[24]在政治方面，南共虽然同意组成各党联合政府，但并没有采取保证各党权力平等的实际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向苏联大使萨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宪会议选举中没有遵守与他们达成的精诚合作的诺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预。苏联大使以不干涉内政为由采取了回避态度。[25]同年12月14日南斯拉夫通过了新宪法，萨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汇报时满意地指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依据苏联宪法制定的。尽管该宪法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内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未来阶级区化政策的基本路线”。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卡德尔在回答苏联大使关于社会主义提法的问题时说，南共将在该宪法的基础上“收拾资产阶级”，并且“势必要走上用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针对反对党所采取的措施，苏联大使也表示满意，认为“成效已经显现出来”。苏联大使还指出，南共“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