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苏南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政治合作。1946年1月，铁托向苏联大使提出，根据以前的协商，打算派军事代表团到莫斯科讨论培训和装备35-40万人的南斯拉夫军队，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苏南联合公司的形式使苏联能给予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以更广泛的援助。[2]1946年6月8日，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米高扬和南斯拉夫贸易部部长彼得罗维奇签署了经济合作的协定书。规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个合营股份公司——开采和加工石油，开采铝土矿及生产铝，开采和生产铅，勘探和开采煤，有色金属、民用航空、多缁河航运公司，南苏银行。并拟定审议建立林业和造纸工业公司的建议。协定书还规定了苏联在电气化、食品、纺织、化学、机械工业、建筑材料生产和农业领域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3]

苏南之间的政治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马歇尔计划的立场和建立共产党协调组织的问题上。1947年6月5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一项由美国提供全面援助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莫斯科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冒险让西方的影响渗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么就使东欧与西方脱离接触，从而违背自己的意愿迅速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4]斯大林选择了后者。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标志着斯大林战后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即由大国合作政策转向集团对抗政策，而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5]与其他所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在这两个问题上，南共都是积极和主动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参与了共同谋划。

如果说其他东欧国家都是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拒绝马歇尔计划的，那么南斯拉夫则是在事前即主动与苏联进行了协商，并采取了共同立场。由于不了解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底细，以及苏联本身战后经济恢复的迫切需要，莫洛托夫应邀于1947年6月27日赶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皮杜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进行磋商。当时，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出席了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法共代表大会。在巴黎会谈因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方式——制定统一的欧洲经济计划还是各国分别提出援助要求——出现分歧而宣告破裂后，莫洛托夫在苏联大使馆接见了吉拉斯，双方在下面的两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抵制马歇尔计划；二、批判法国党的所谓“民族主义路线”。据吉拉斯回忆，当时莫洛托夫对是否应该同意让东欧国家参加英法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表示犹豫，吉拉斯则代表南政府明确表示反对。在莫斯科随后发来的电报中表示的意见与南斯拉夫的立场一致。此后，南斯拉夫还任命吉拉斯为代表，准备出席莫斯科召开的东欧国家会议，以便集体对倾向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6]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禁止他们的国家派代表出席将在巴黎召开的讨论马歇尔计划的会议。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卡德尔就打电话告诉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说，“鉴于各方面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形成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局面，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7]无疑，南斯拉夫与西方尖锐的对立状态[8]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马歇尔计划首先可以得到贝尔格莱德的赞成。而铁托也认为莫斯科将对西方采取的强硬立场，恰恰是与南共以前的激进主张相吻合的。这里，与其说是铁托要追随斯大林，毋宁说是莫斯科需要贝尔格莱德的支持。这一点特别表现在组建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上。

“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最早是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拉科西1946年5月17日在匈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讲到要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并建议由南斯拉夫人发起。虽然就新国际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严厉指责了第三国际，而强调新的国际组织只是交流情报和经验，并不是要约束各国共产党的行动。[9]但是当1947年8月建立情报局的任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斯大林却感到他所需要的国际机构恰恰是要用来规范欧洲各国共产党行为的。这一点，从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东欧各国取消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苏维埃政权；批判法国和意大利党仍然固守的合法斗争策略，而主张通过罢工等革命行动与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斗争。特别是苏联在会议上提出了“两个阵营”的理论，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行动一致的决心。[10]

斯大林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通过对东欧各党情况的分析，确定以南斯拉夫作为会议上的合作伙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会前编写了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报告，其中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对其个别对外政策提出批评意见——与对其他各党的批评相比要轻微得多——的同时，报告高度评价了南共在战争年代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巩固共产党政权，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模式中取得的成绩。报告特别赞赏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贝尔格莱德反对西方的坚定立场，称其是“巴尔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垒”。报告也没有忘记肯定南斯拉夫的亲苏政策：“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发表的所有言论”，“证明了与苏联的亲密友谊，充满了对苏联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议，并且坚持苏联代表的观点”。[11]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上述报告之后，对外政策部还为日丹诺夫在会上的发言准备了几份材料，其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与不久前的报告相比，在名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现状》的备忘录中，虽然也列举了南共所取得的成绩，但是没有更多的赞美之词，反而对南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指责：如南共领导人“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以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带有干涉内政倾向的对保加利亚宪法草案的尖锐批评；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等等。[12]不清楚到底是对外政策部里对南共存在不同认识，还是政治局要求下面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材料，但无论如何，苏联领导人最终确定把南共作为会议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对象。斯大林不仅于会前就有关事宜与铁托交换了意见，而且还删去了会议报告草稿中对南斯拉夫批评的段落。1947年9月上半月，日丹诺夫为情报局成立大会撰写报告草案时，似乎是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评法共和意共的同时，也顺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错误。然而，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连这一点小小的批评也不见了。[13]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开的会议上，南斯拉夫人便成为联共（布）代表团最积极的支持者。卡德尔在发言中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这是我们取得独立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南共代表按照莫洛托夫和吉拉斯巴黎会谈的既定方针，并遵照日丹诺夫当时的具体授意，在会议上对法共和意共提出了公开批评。[14]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满意地向斯大林汇报说，“吉拉斯非常完整地阐述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自战争时期开始评述，批评非常尖锐，论据也特别充分。”[15]对于卡德尔和吉拉斯在会上关于南共情况的报告，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南共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政治和组织上加强人民阵线。动员党和人民阵线的一切力量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正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所声明的，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将在所有的方面都采用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并在新开端的基础上——即建设社会主义和彻底铲除国内的，特别是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展农业。”“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报告得到了极好反响。”[16]会议决定将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这一点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支持和斯大林对铁托的欣赏。[17]此后，情报局编辑部又提出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以便“与所有的情报局成员国共产党及联共（布）中央”进行秘密的双向无线电联系。对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责成内务部长兰科维奇负责，于一个月内与苏联合作完成这项任务。[18]

或许是对斯大林青睐的回报，或许是对莫斯科转变政策表示支持，情报局会议后南共表现得更加积极。1948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指出：“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其结果“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19]这一评价充分表明，此时苏联对南共的表现仍然十分满意。

然而，在此时亲密的苏南关系当中，却隐藏着一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转向冷战政策的实质，以及铁托对这一实质的误解。与当时“自由世界”政客们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刚好相反，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20]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势力范围，只不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已有所改变，即内线发动进攻，外线实行防御。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至于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斯大林并不想让那里的革命斗争影响其在冷战初期的战略安排和步骤。铁托过高估计了莫斯科强硬路线的革命性，他没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报局会议后所推行的革命战略，恰恰打乱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骤。而斯大林则低估了铁托的独立性和倔强性格，他没有想到南共会在苏联提出反对意见后仍然坚持自己的激进的外交政策。这样，一场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冲突：巴尔干联邦与希腊革命

苏南冲突的焦点集中在巴尔干地区。1948年1月，莫斯科得到的两个消息使斯大林大为震怒：一个是南斯拉夫试图派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理由是希腊反动派可能对阿发动进攻；一个是季米特洛夫在罗马尼亚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宣称，一旦条件成熟，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一些国家之间将决定成立联邦或关税同盟，这些国家是罗、保、南、阿、捷、波、匈，其中还特别提到了希腊。这两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没有向莫斯科通报，更没有得到批准，而其结果则可能在敏感的希腊问题上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武装干涉，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苏联下令要南、保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紧急会谈。苏、南、保三国领导人1948年2月10日举行的著名会谈是苏南冲突的起点，不过，要了解他们在会谈中的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以及会后所采取的相互抵触的措施，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会谈所涉及的南保关系、南阿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希腊问题的复杂背景。

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联邦的主张，是1944年秋天铁托与斯大林初次见面时，斯大林亲自向铁托提出的。11月22日会见卡德尔、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时，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尽快进行此事。当时，苏联显然是想借助与在盟国中享有声誉的南斯拉夫实行联合，使处于战败国地位的保加利亚得以摆脱英美的控制和监督。于是，南保双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进行了商谈。但是南斯拉夫对此态度消极，保加利亚内部对是否成立联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关于联邦应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保加利亚人希望两国以平等地位进入这一联邦，而南斯拉夫人则要求保加利亚必须作为南斯拉夫现有六个联邦共和国之外的第七个共和国加入联邦，所以会谈没有结果。1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团召到莫斯科，与苏联代表共同做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会谈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联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组建联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鉴于时机尚未成熟，决定先不签署建立联邦的条约，而起草一个合作互助的条约。后来因英国提出抗议，合作互助条约的签署也推迟了。[21]

新的档案文献表明，在建立联邦的原则上，苏联是站在保加利亚一边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见赫布朗时说，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不合适，“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斯大林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但只能“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苏联之所以急于促成联合，是担心“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22]

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希望尽快建立起这个联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亚驻南公使托多罗夫两次与萨德奇科夫谈话，表示保加利亚方面对未能及时建立联邦感到遗憾。[23]1946年初，保加利亚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提出继续进行一年以前中断的谈判。对此，南斯拉夫持明确的反对态度。铁托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声明，他现在不能支持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这种思想”，因为保加利亚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特别是因为，共产党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在南斯拉夫是无法相比的。同时，鉴于保加利亚人可能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铁托请求苏联大使明确一下莫斯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24]此后不久，在与苏联大使商议铁托访苏的议事日程时，铁托再次提出要讨论同保加利亚的关系问题。[25]

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之间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26]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当斯大林提到南保联邦时，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对此，铁托只得表示同意。[27]随后，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对保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28]

显然，苏联当时主张南保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索菲亚对此表现积极，而贝尔格莱德则采取了消极观望的立场。但是，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1947年2月10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对保加利亚报界人士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4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29]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30]

这两位领导人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苏联的“忠实朋友”，并说“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会把我们同我们的伟大兄弟、同苏联人民分开”。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31]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32]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了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33]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密电，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立即做出了顺从的反应，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但这根本没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1月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34]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在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