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1]

战后一段时期，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2]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谢伊富拉·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年2月，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3]

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4]南阿谈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严重关注。当铁托在4月22日与苏联大使谈话时透露出“阿尔巴尼亚早晚应当加入南斯拉夫联邦”口风后，拉夫连季耶夫接到了紧急指示，应向南斯拉夫领导方面查明情况，同阿尔巴尼亚拟议中的条约可能是针对谁的。4月23日，卡德尔做出了说明：条约是针对意大利的，但既然在条约中规定了在保卫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方面互相帮助的条款，那么间接地也是针对希腊的，因为后者曾经妄想得到阿尔巴尼亚南方的一些地区，如北埃皮尔。[5]铁托本来已确定就南苏经济合作以及请苏联帮助援建“军工生产基地”的问题，亲自前往莫斯科参加与苏联政府的谈判。拉夫连季耶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铁托说，同意他在巴黎和会以后进行访问。但5月7日，苏联大使通知铁托说，访问将安排在巴黎和会之前，即5月下半月进行。同时，苏联政府将要同他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6]显然，关于南阿条约谈判的消息促使苏联方面突然把访问的日期提前了。

在铁托到达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关于南阿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称，签署南阿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议在条约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讨论阿尔巴尼亚归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报告建议这件事应推迟进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复杂化”。报告还建议不签订南阿秘密军事协定，不签订专门订有简化边界条款的协定，以免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注意。[7]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的会谈提到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首先指出，“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在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泽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泽一道来莫斯科。”铁托显然感到这样做有损于南阿的特殊关系，因此一方面推说情况不明，一方面表示应该让霍查先到贝尔格莱德来，待情况查明后再前往莫斯科。莫洛托夫担心铁托起疑心，解释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斯大林则表示同意铁托的意见，他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接着，斯大林问到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对此，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斯大林根据会谈前苏方准备的意见提出，“目前要同时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和的里雅斯特的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困难的。”“最好首先讨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问题”，“应该为这一条约找到一种形式，以便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8]铁托顺从了斯大林的意见。7月初霍查访问南斯拉夫时，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围内与铁托签署了条约和协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通知，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联系”，苏联政府支持签订这些文件。[9]

此后，看似顺利发展的南阿关系渐渐露出了危机的苗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冷战的出现。南阿友好互助条约的签订在西方和巴尔干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各大报纸纷纷进行指责，而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希腊人。雅典《论坛报》的一篇社论直截了当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条约是对希腊和联合国的挑衅。这一条约可能成为巴尔干火灾的起因![10]西方世界对南阿条约的强烈反应，使斯大林感到必须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腊内战中的行动，而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援助都是通过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另一方面，当斯大林有心在东欧共产党中进行整肃，以便于采取统一行动时，南阿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经行不通了。斯大林开始关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请霍查和组织书记、内务部长佐泽访问了莫斯科，此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逐渐建立了直接联系。莫斯科不仅派遣苏联专家到阿尔巴尼亚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出了公使。为了安抚铁托，苏联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说，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苏联在南阿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贝尔格莱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会见霍查时曾声明，阿尔巴尼亚是独立的国家，应该独立自主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实际上暗示了苏联对南斯拉夫对阿政策的不满。[11]

在这种背景下，阿党内以政治局委员、经济部长纳科·斯皮鲁为首的反南势力悄悄崛起，并且越来越赢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泽为主要代表的亲南派则遭到冷遇。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极起来，斯皮鲁与丘瓦金的交往却日趋密切，阿电台和报纸也不断出现对苏联的赞扬和吹捧。[12]铁托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忧虑和不满，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苏联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连季耶夫明言：“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铁托指责斯皮鲁“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南共扶植起来的霍查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也表示不满，同时赞赏佐泽是“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铁托要求苏联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请霍查和佐泽访问南斯拉夫，并认为应当向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同时，南共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鲁的职务。[13]

自然，铁托的要求没有得到回音。至11月，当南共认为阿党内部反南派的行为已超出限度时，铁托又发出了一封措词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鲁事件。看到霍查再次与佐泽接近以后，斯皮鲁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鲁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鲁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皮鲁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这一事件震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大发雷霆，指责苏驻阿使馆，怎么能够允许斯皮鲁自杀？怎么可能对这么重大事件毫无防范？然而，铁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致函苏联领导人，提出对斯皮鲁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苏联驻阿专家和采取措施加强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为答复，斯大林建议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尔巴尼亚情况”的“负责同志”到莫斯科来。[14]

1948年1月15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见了吉拉斯。会谈中，斯大林虽然表示斯皮鲁自杀一事不应发生，但是当吉拉斯试图进行解释时，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没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在不到十分钟就结束的谈话中，斯大林做出结论：苏南在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没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苏联政府起草一封给铁托的电报，通报这一结论。[15]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引起了研究者的疑问。[16]目前尚未发现新的档案证据可供参考。不过，从事态的发展以及谈话时的语气和用词可以判断，斯大林说的是反话。况且，此事直接涉及到斯皮鲁与苏联的关系，斯大林显然也有难言之隐。莫斯科在等待彻底解决问题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了。根据南斯拉夫档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发自莫斯科的关于苏联立场的报告后，1月19日，铁托建议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个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个师进入，理由是有消息说，存在着希腊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下侵阿的危险。[17]也许如有人认为的那样，是铁托误解了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以为莫斯科仍然承认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更可能是铁托借题发挥，另有所图。吉拉斯后来披露，铁托出兵的真实意图是为使阿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做准备。[18]无论是斯大林关于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表示鼓励了铁托，抑或是斯大林关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铁托，总之，铁托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没有同苏联商量，也没有向苏联通报。莫斯科从霍查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激烈地谴责了南领导人的这类行动，并指出在理解南阿两国关系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拉夫连季耶夫紧急约见铁托，要求对方确认是否存在南军队将进入阿的决定。铁托对此予以承认，但申辩说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强调发生对阿入侵的可能性。铁托还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军队进入阿的情况下，美英除进行舆论攻击外还会出兵干涉的说法。但同时也表示，既然苏联反对此举，南政府将不会派出军队。斯大林对铁托的答复仍不满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来莫斯科讨论“分歧”。[19]

在南向阿派驻军队的问题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以外，更多考虑的则是与阿尔巴尼亚密切相关的希腊局势。如果说苏联对南保关系和南阿关系的政策在冷战政策确定前后有所变化的话，那么斯大林对希腊革命的态度则始终是谨慎和保守的。因为希腊与阿尔巴尼亚在北埃皮尔地区有领土争端，根据南阿条约，一旦希腊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义务向希腊宣战。但是早在1944年10月与丘吉尔划分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时，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斯大林就把希腊给了英国。[20]希腊本来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对希腊革命的强烈反应也迫使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从事。从美国政策的角度看，希腊问题与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样，都是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重要背景，是对西方心目中苏联扩张野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本能恐惧，而苏联的对策则反映出斯大林维护雅尔塔体系的主旨，特别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引起苏美关系趋向紧张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尔干地区引火烧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国际形势微妙而须审慎从事为由”来敷衍希腊游击队。据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回忆，莫洛托夫一直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编成“外籍军团”的志愿军进入希腊作战，后来答应如果成立“一个正式政府”，苏联“将立刻承认”。然而，当1947年底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复说，“要等弄清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做出什么反应，才能承认这个政府”。[21]在这种情况下，铁托试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显然是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何况南共还是背着莫斯科做出这一决定的。

斯大林对希腊革命和民主政府的态度最突出地表现在2月10日苏南保三国领导人的会谈上，而正是这次会谈，成为苏南走向分裂的起点。

分裂：斯大林的压力和铁托的抵制

斯大林召集南保领导人谈话的目的是向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南共和保共服从莫斯科的指挥，回到共产党情报局已经确定的统一路线上来。如果铁托像季米特洛夫一样表示顺从，苏南分裂局面本来是不会形成的。然而，南共对斯大林在2月10日会谈中做出的决定采取了抵制的立场，这是苏联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这次长达3小时的会谈[22]中，斯大林态度严厉，“怒容满面”，时常粗暴地打断南、保领导人的讲话，以至他们往往无法明确和连贯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会谈的中心议题是指责南保两国在签订南保条约、发表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声明以及向阿尔巴尼亚派驻军队这三个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和政策性错误，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保两国在采取这些行动前没有预先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从而违背了共产党情报局波兰会议所形成的互相协商、统一行动的决议。问题的性质在于南保两国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此，斯大林要求南保两国在会谈后分别与苏联签署一份关于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必须经过双方协商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