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美国和西方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在国际舞台上和处理苏美关系时陷入被动局面。斯大林批评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是在帮助美国的反动派，“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如果美国反动财团在大选中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在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时，斯大林说，“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美国和英国“就会大喊大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莫洛托夫则举出战前国联因苏芬冲突宣布苏联为侵略者为例，担心美英“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总之，这些“共青团员式”的“左”派热情将为国际反动派提供借口，而给苏联造成不利。[1]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斯大林指出：希腊问题是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国际大问题”，因此，对于阿尔巴尼亚只能派出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如果遭到侵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就很难发动进攻了。对于希腊游击队，既然他们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需要收缩那里的游击运动。如果我们帮助游击队，英美就会插手，英美想在希腊建立军事基地，不能为他们提供借口。至于马科斯政府，应该让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首先承认，而周边国家最后承认。

此次谈话中最令人费解的是斯大林关于巴尔干联邦的说法，虽然几份材料的用词不同，但都记录了斯大林如下的意见：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联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但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联邦是不现实的。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立即实现联合，然后阿尔巴尼亚再加进去，而且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拖延。如果愿意，明天成立也可以，首先可以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人进攻阿尔巴尼亚就困难了。就目前的材料看，还很难对斯大林这番话的真实用意做出肯定的判断：真是考虑到巴尔干的局势，还是迁就南斯拉夫的意愿，[2]或者像南斯拉夫人后来断定的那样，莫斯科企图通过联邦这种形式，通过俯首听命的保加利亚人，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影响？无论如何，斯大林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特别是会谈前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采取的消极态度，使南共领导人产生了对立情绪，并对斯大林的意图做出了最坏的估计。他们决定实行抵制。

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本来是准备商谈在军事工业和贸易方面经济合作问题的。吉拉斯来莫斯科特意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在1月15日与斯大林和16日与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对于吉拉斯提出的关于援助军事工业设备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但却就是拖着不办。在吉拉斯之前来莫斯科商谈续签换货议定书的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已经等了三个星期，当他和吉拉斯终于见到米高扬时，得到的还是一张空头支票。经济谈判毫无进展，显然，莫斯科首先要解决苏南对外政策的分歧。[3]果然，2月10日的会谈根本没有涉及经济问题。在会议结束后给铁托的电报中，南斯拉夫代表团失望地报告说：“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4]2月11日夜晚，卡德尔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苏南两国“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的议定书。[5]此后，他立即向莫洛托夫提出应“尽快解决军事物资供应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并抱怨说，“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个星期”。对此，莫洛托夫推说不了解情况。鉴于南斯拉夫当年的出口能力不够抵补南斯拉夫为完成其五年计划而必须的某些货物(电力设备等)的进口，卡德尔提出了由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6000万美元借款的要求。莫洛托夫对此也只是同意向政府通报。[6]两天后莫洛托夫答复，军事物资供应的问题需要再研究，至于借款一事，则因苏联财政困难而无能为力。[7]2月26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通知茨尔诺布尔尼亚，他代表苏联政府宣布，现在不能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南斯拉夫也没有必要派遣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8]

不过，事情也并不完全是南斯拉夫人回忆录给人们留下的那种印象，似乎莫斯科只是靠高压手段迫使南共就范。斯大林在会谈中对季米特洛夫讥笑、讽刺、辱骂、挖苦，而对南共领导人则显得客气和宽容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与保共依靠莫斯科扶持的发展道路不同，南共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有一定地位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实不想过分刺激桀骜不驯的铁托，以免撕破脸皮，把南共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当卡德尔转告莫洛托夫铁托打算亲自来莫斯科作正式访问，“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后，莫洛托夫答复：“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9]此外，2月23日吉拉斯回国后曾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为何苏联不发表铁托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在收到拉夫连季耶夫关于吉拉斯所提问题的电文后，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征得副外长佐林的批准，于3月初建议国立政治书籍出版社立即把铁托的上述报告收录进铁托文选和演讲集里，该书那时已经译成俄文准备出版。[10]可见，莫斯科还是在力争使南斯拉夫服从自己的要求，然而，铁托对苏联压力的抗争和抵制终于使斯大林失去了耐心。

铁托对2月10日会谈的反应首先表现在他2月13日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中，他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表示不满，因为会谈的结论“束缚了我们的双手”，以至南斯拉夫无法在“边境防御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为了向斯大林施加压力，铁托通报了阿尔巴尼亚最近的困难局势，希望代表团能以此为由继续谈判，以得到莫斯科对一旦“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答复”。[11]南斯拉夫代表团回国后，在2月19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了莫斯科之行的详细情况，会议认为，由于苏联在保加利亚的特殊影响，建立联邦可能成为对南实行控制的手段，因此应当拒绝同保加利亚就联邦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还确定了继续维持南在阿优势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苏南关系问题。2月底至3月初，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和推动下，不了解2月10日莫斯科会谈情况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因存在着希腊威胁而让南军队进入阿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南阿统一的建议。[12]这对莫斯科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最令克里姆林宫震惊的是贝尔格莱德传来的南共中央政治局3月1日扩大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了关于莫斯科会谈情况的报告、五年计划、军队和军事工业以及与保加利亚建立联邦的问题。铁托在会上指出，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并且特别强调，苏联推迟签订贸易协定是对南施加经济压力，其目的是使南斯拉夫处于从属地位。至于南保联邦，南共领导人指出，由于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党内派别纷争，在经济上贫穷落后，目前联合的条件尚未成熟，而苏联极力主张立即实现联邦，是在使用“特洛伊木马”的计策。铁托最后强调，这场争论关系到“南斯拉夫的独立问题”。会议一致通过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只有政治局委员、财政部长茹约维奇默不做声，会后，他把一切情况向苏联大使馆做了汇报。[13]

不过，铁托并非决定就此便与斯大林分手。他在3月10日同拉夫连季耶夫谈话时激动地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接着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不能像在外贸部声明那样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而这一点又不能向人民隐瞒。”铁托反复说道，莫斯科的决定让人不能理解，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最后，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14]

然而，关于南共3月1日政治局会议的密报已经使斯大林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他看来，铁托是在有意对抗莫斯科。3月11日拉夫连季耶夫奉召紧急回国。[15]此后苏南两国便开始在推迟签订贸易协定、调整卢布和第纳尔的汇率、拒绝海军和军火工业的援建等具体问题上互相指责，矛盾逐渐升级。[16]3月18日莫斯科通知铁托，鉴于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违背协议，拒绝向苏联贸易代表列别杰夫提供他所需要的经济资料，苏联决定撤回全部在南苏联专家和工作人员。[17]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南斯拉夫所犯错误的长篇报告。报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内队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接着从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等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南共的错误表现及理论根源。[18]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专使向铁托递交一封对南共进行全面指责的信。斯大林把苏南关系恶化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南共所采取的反苏政策的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19]

铁托收到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来信后的最初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遭到雷击一样，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召集卡德尔、吉拉斯等人商议对策。他们一致下决心接受莫斯科的挑战，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如何回复斯大林的指责。在4月12日秘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慷慨陈词，异常激动，纷纷表示拥护南共领导人抵制苏联压力和指责的立场。会议严厉指责了茹约维奇的亲苏态度，还对他是否向苏联使馆提供情报的事情提出质问。第二天继续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给莫斯科的复函，并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反党案件。[20]在4月13日发出的回函和关于南共中央全会决定的通报中，铁托首先把苏南争论的起因归结为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提供的虚假情报，然后逐一驳斥了苏联的严厉指责。[21]南斯拉夫不肯屈服的行为激怒了斯大林，他不再像同志和兄弟那样参与争论了。5月4日和22日，以联共（布）中央名义发出的信措词更加激烈，态度更加严厉，表明了斯大林与铁托彻底分手的决心。[22]

斯大林决心整治南共，除恼怒于铁托的反抗态度和顽固立场外，更担心以铁托的威望和影响力，东欧各党会纷纷仿效，打出独立的旗帜，从而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莫斯科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2月19日匈共总书记拉科西访问苏联时提出，经与南共和捷共领导人磋商，他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承认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并表示匈共已经接受了马科斯和铁托的代表的要求，同意“把支援希腊民主军的工作部门移到匈牙利”，为此将每月从预算中拨出200万福林。[23]还在2月中旬的时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就在与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得知，南共建议奥地利共产党人分裂奥地利，即在苏占区建立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单独政府。3月22日拉科西又来信说，在3月15日同奥共领导人谈话时，匈共主张，现在要让“邻近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奥地利的同志在共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改变奥地利的局势”。拉科西还说，匈共和南共领导人都支持意共领导人正在讨论的计划：如果美国干预将于4月份举行的选举的话，意共打算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并夺取政权。[24]在莫斯科看来，这些都是冒险主义的行为。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在3-4月间提供的关于东欧各党独自行动的一批材料，更使斯大林感到不安。这些材料批评大多数匈共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材料还指责波兰领导人试图“证明自己道路特殊性”，“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摘为“使波兰苏维埃化”。至于捷共领导人，材料说他们“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25]

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分裂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斯大林决定发挥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的组织力量，在打击南斯拉夫的同时，震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党。为此，斯大林把3月27日斥责南共的信件抄送东欧各党，并针对南共在复信中提出的邀请联共（布）代表到贝尔格莱德解决分歧的建议，在5月4日的信中提出将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最初，只有匈共在4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激烈谴责南斯拉夫人的决议，并且将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大多数东欧情报局成员党的领导人在接到苏联3月27日给南信件的复本后，并没有立即对此做出苏联所希望的那种反应。保共政治局于4月6日通过了与苏联立场保持一致的决议，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将决议寄送莫斯科，而波、罗、捷各党则认为没有必要就苏联的信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哥穆尔卡在开始时甚至表示对南斯拉夫人的指责不可信，并认为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是过分的。但是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东欧各党纷纷开始效法匈牙利的做法。4月18日和19日，季米特洛夫和哥穆尔卡分别把他们通过的决议寄给了联共(布)中央。4月22日，莫斯科收到了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同意苏联指责南领导人的决议。4月23日，又收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4月19日通过的决议。随后，联共（布）中央便将这些表示支持苏联立场的决议全部转寄给南共中央。在4月底和5月上旬，法共中央政治局和意共中央书记处也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不知道是莫斯科的授意，还是出自对南共的同情，或许二者兼而有之，东欧各党领导人纷纷对铁托进行说服。5月6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季米特洛夫“给铁托写了一封私人信函，向他指出南共所走道路的危险性”。5月16日乔治乌-德治在同南驻罗大使谈话时说，如果南斯拉夫人不参加会议，将使南共与其他党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这只能“对敌人有利”。他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哪怕是部分承认“错误”，派铁托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谈判以调整两国关系和停止冲突。[26]

在这种气氛中，5月18日苏斯洛夫致函铁托，正式通知他：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8-10日召开九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但莫斯科很快就接到了铁托的回函，南共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27]5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署名的致南共中央的信告知，会议改在6月下旬，信中还强调，“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会议都应当举行，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意味着南共中央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28]

或许真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哥穆尔卡5月25日致函南共中央进行劝说，希望南共相信苏联所说的话，即不参加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脱离世界革命运动的后果”，并表示准备于6月5-10日同波党政治局委员贝尔曼一起来贝尔格莱德。但铁托拒绝波兰人来访，对于6月8日德共主席皮克提出的6月17-18日在索菲亚与他会晤的请求，也没有应承。根据南斯拉夫从驻苏使馆和派驻联共(布)中央的南共中央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种报告来看，在5月底到6月初的时候，苏联方面曾经暗示，只要南斯拉夫哪怕部分地承认“错误”，冲突就有可能解决。[29]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苏联此时早已做好了在情报局会议上批判南共的准备。从4月下旬至5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指示，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开始查阅30年代与铁托及南共活动有关的共产国际文件。日丹诺夫利用这些材料起草了会议报告和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6月初提交给斯大林的第一份草稿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了修改。6月7日日丹诺夫把新的草稿递交斯大林。但在斯大林审阅后这份草稿又做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重了对南领导人的指责。[30]

无论如何，在铁托看来，如果出席情报局会议就意味着投降、无条件的投降，而南共中央则意识到铁托若出席会议，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31]1948年6月20日，南共中央发表了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长篇声明。[32]实际上，苏联人已经估计到这种结局，他们甚至不需要对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做任何修改，因为在编写这些材料时，“已经考虑到了南斯拉夫人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种情况”。[33]至此，苏南冲突已经有了结局：铁托被斯大林逐出了教门。联共（布）在会议上组织了对铁托集团的批判。然而，最有代表性的举动是并非情报局成员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做出的。在情报局会议期间，霍查召开了阿共九中全会，并发表了由霍查亲自执笔的阿共中央公报。公报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一致地、完全地支持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严厉谴责南共领导人的公开叛变行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公然地、可耻地向光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光荣的列宁-斯大林党、向民主反帝阵营宣战。南共领导人卑鄙的托洛茨基叛徒，他们出卖了英雄的、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的神圣事业，把他们引向灾难。”随后，阿尔巴尼亚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所有27个条约和议定书，关闭了在地拉那的南斯拉夫文化中心，禁止在地拉那报亭出售南共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命令所有南斯拉夫专家于48小时内收拾行李，无条件离开阿尔巴尼亚。[34]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有一句名言对苏南冲突做出了形象的总结：“马克思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列宁是共产党人的耶稣·基督，斯大林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任教皇，铁托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马丁·路德”。[35]不过应当指出，所谓铁托的独立道路是苏南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徘徊：南斯拉夫在困境中的探索

 

这里所谓的南斯拉夫独立道路，包含两个概念：一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离于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之外，不仅从地理角度，而且从政治角度，都在东西方冲突之中占据了稳固的中间地位；一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经过自身的试验，最终走出绝境，抛弃斯大林模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然而，就其结果而言，无论是不结盟运动，还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这是铁托一生之中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摸索，最痛苦的选择。

苏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临的处境极为艰难。为了彻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决定切断南斯拉夫与所有东欧共产党的联系，为此，联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报局会议上组织对南共的批判，一方面准备揭露东欧各党中存在的亲南倾向和民族主义情绪，以此威慑各党领导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响。在情报局会议筹备过程中，联共(布)对外政策部就已经起草了东欧各党要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情报分析报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罗各党，甚至已经对波兰工人党和哥穆尔卡本人准备好了“组织结论”。[36]一旦发现东欧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的苗头，这些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就会立即抛出来。后来苏联在东欧挑起的大清洗运动，给这些材料找到了用场。

情报局还采取了许多没有公布的组织手段，以加强苏联对东欧各党的控制，割断他们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如将情报局总部和刊物编辑部从贝尔格莱德迁往布加勒斯特，[37]废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的两个巴尔干地区组织：巴尔干国家工会公约理事会和巴尔干青年理事会，理由是它们妨碍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内部统一。[38]特别是通过了从组织上防止出现南共式“异端”、加强情报局各党统一行动的决议。决议不仅提出必须制定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的章程，而且根据苏斯洛夫的建议确定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常设机构书记处。决议规定，书记处由情报局各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它的基本任务是保障各党之间的联系和监督情报局刊物的编辑部的工作。[39]

随着苏南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也开始恶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费依奇会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基尔萨诺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基尔萨诺夫则转达了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的战争残疾人组织决定不参加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即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40]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两次照会苏联外交部，请求“苏联提供可能，让所有的在苏联学习和在各个机关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返回南斯拉夫”。经请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给予了坚决的批示：“不予答复”。[41]

南斯拉夫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苏联拒绝给予答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莫斯科开始在南斯拉夫党内和国内组织所谓“健康力量”。苏联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领导层里的亲苏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当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42]后，担心他们遭到不测，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信中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苏联还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43]据说，莫斯科已经内定茹约维奇为南共总书记，赫布朗为政府总理，苏联情报机关甚至曾考虑过组织力量把他们从南斯拉夫营救出来。[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