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决原则，科索沃的未来是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1]对此，南斯拉夫已经做好了进行游击战的准备，铁托号召南斯拉夫军人起来抵抗任何入侵，哪怕是苏联红军的部队。[2]不过，由于担心西方国家介入对南斯拉夫的武装进攻，使苏联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与西方形成直接对抗，莫斯科始终没有下达开始军事行动的命令。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

铁托在苏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苏联并与斯大林和好的表示，无非是要向各国共产党证明南共仍然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无非是要稳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领导地位。然而，严酷的事实终于使铁托和南共领导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模式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为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得铁托在国内难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在国外难以求得回旋余地摆脱孤立状态。铁托被迫去寻找一条适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改革：走上独立发展的铁托道路

 

南斯拉夫的独立发展道路首先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确定了与帝国主义阵营实行对抗的冷战政策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西方发生关系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行径，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正是出于这种无形的压力，铁托在苏南分裂之初，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特别谨慎。[3]但是，国内经济萧条，国外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开始考虑与西方的关系问题。

苏南在外交上的公开对抗是从1949年5-6月巴黎外长会议讨论对奥地利缔结和约开始的。战后，南斯拉夫要求奥地利赔款并割让卡林西亚和施蒂利亚部分领土，这些要求过去一直是得到苏联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在与美英法的争执中还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但在巴黎会议期间，苏联完全撤销了这种支持，6月20日发表的会议公报排除了南斯拉夫对领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便通过声明和照会不断地进行公开指责和攻击。9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苏南友好条约。随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动叛乱，而苏联则宣布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姆拉佐维克是间谍，双方先后召回了本国的外交人员。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罗、捷纷纷步莫斯科后尘，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4]至此，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集团的外交关系已经名存实亡。

如卡德尔所说，当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届联大发言抨击莫斯科时，南斯拉夫“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主张”。卡德尔在发言中批评“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势力范围”，主张各国之间应和平共处、积极合作，主张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主张各国人民有权自己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反对一个国家干涉其他国家的社会制度，等等。“实际上，这已经是不结盟政策的基本原则了。”[5]根据这一原则，贝尔格莱德开始寻求与西方的和解。

针对1949年4月4日希腊外交部长察尔达里斯关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说法，铁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讲话宣布将逐渐关闭与希腊的边界，暗示着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腊境内的反政府斗争。8月17日，南斯拉夫驻雅典代办拜访了希腊外交部——这是自1946年以来贝尔格莱德主动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动。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经小有接触，开通了边境贸易渠道，调整了在亚得利亚海的捕鱼范围。7月30日铁托接见意大利大使，进一步推进了和解进程。8月4日双方签署了为期一年的贸易条约，8月6日的双边协定则解决了意大利的战争赔款和归还财产问题。尽管在的里亚斯特问题上，南意之间的分歧仍然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此时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冰冻总算化解了。[6]

铁托摆脱双重压力的主要出路是缓解与美国的关系，打破莫斯科经济封锁的关键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国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以及要求贝尔格莱德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决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够顶住苏联的压力生存下来，并在两大集团对抗中保持超然立场的重要环节。

鉴于南斯拉夫一贯的激进宣传和革命行动，美国政界对铁托的敌视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对苏南冲突发展结果的最初反应体现在6月8日坎农大使给国务院的一份电报中。该电在分析苏南冲突的种种现象后得出结论说，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势下，美国制定的对南政策应尽量与我们的现行政策保持一致，“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动”。[7]有些人甚至认为整个苏联与南斯拉夫的争执也许只是个骗局，艾森豪威尔在1949年2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次会议上就提醒说，这是“一个极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国为东欧的复苏提供资金”。[8]

然而，多数意见则认为在对抗莫斯科的斗争中应该利用苏联与其卫星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马歇尔早在1948年7月10日给伦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国务院对苏南冲突事件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打击铁托想密切与西方关系的任何举动，应该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阐述了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即确保铁托的处境“不因为我方的任何举动而更为困难”。[9]两个月后，凯南关于“要不惜一切代价加深克里姆林宫与其国外代理人之间的猜疑”的说法，更明确地表明了美国利用支持铁托主义来削弱苏联对东欧控制的政策。[10]到1949年8月，多数美国官员已经认识到，如果要削弱并最终消灭苏联势力对西方的威胁，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培植异端，鼓励建立一些非共产党政权，即使他们在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的”。[11]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49年初杜鲁门政府为扩大对南斯拉夫的出口，改变了办理出口许可证的程序。[12]铁托对此做出了反应，他在4月9日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南斯拉夫没有理由拒绝与西方做生意，但这不表明南共改变了革命立场。他在抨击了情报局企图推翻南斯拉夫政权的阴谋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须准备单独对付来自各方面的进攻，决不会加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7月11日铁托明确承认南斯拉夫正在谋求从西方得到贷款。8月29日，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已经吁请美国为南斯拉夫购买工业设备提供贷款。1949年8月，美国政府决定允许南斯拉夫在美国购买价值300万美元的一套精密轧钢设备，9月8日，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给予贝尔格莱德一笔2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1200万美元用于购买采矿设备。12月27日卡德尔向国民议会发表讲话，承认在这2000万美元贷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900万美元贷款后，世界银行也已原则上同意贷给南斯拉夫2500万美元。卡德尔还报告说，南斯拉夫已经同24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46个国家有商务关系，并且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关系正在改善。但他又指出，这种改善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的国内外政策。[13]1950年3月1日，进出口银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而铁托5月31日在普罗库普列的演说中，一方面公开表示欢迎这些贷款，一方面继续强调借款并不损害南斯拉夫的主权，南斯拉夫并没有把自己出卖给美国。[14]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严重旱灾，边界地区又受到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迫使贝尔格莱德向美国提出了更大规模援助的要求。杜鲁门在决定动用1600万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为救济南斯拉夫旱灾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国会提出了3800万美元粮食援助的议案。然而，铁托过去采取坚定的反对美国的立场，现在又强调外交上的独立政策，使得不少美国政客，特别是军界人士对是否应该援助南斯拉夫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南斯拉夫军事潜力的任何增强都会损害到美国利益。[15]于是，国会拖延了一个月才举行了讨论这一议案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面对众议员们的质询和抱怨，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帕金斯解释说，“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独立的同时，已经成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决心保卫他们的独立，这有助于其他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军事潜力，帕金斯坚信，那“是对冒险政策和侵略的威慑力量，无论是在巴尔干或是在欧洲其他地区”，他还强调，尽管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是专制政权”，但他们“正在反对苏联帝国主义，这是该国维护自身独立的权力，是他们的武装力量和人民反对外来压力和侵略、保卫独立的愿望和能力”。杜鲁门在11月29日致国会的信件中也劝告议员们：“南斯拉夫持续不断的独立行动，对于美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一个正在反抗苏联帝国主义野蛮的威胁并把苏联势力排除在一个欧洲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之外的国家，我们是可以协助维持它的独立的。这显然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正在此时，朝鲜战争局势由于中国出兵而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促使美国国会下决心解决援助南斯拉夫这一棘手问题。数十万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的顺利推进，打破了麦克阿瑟关于美国兵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诺言和自信。面对这种局面，在国会里，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共产主义者也愿意相信在欧洲利用铁托或许有助于减轻美国在亚洲的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说，铁托与莫斯科的决裂给美国在中欧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从敌方阵营中争取过来而保持中立，这就是一个进步。于是，国会参众两院分别投票通过了白宫的议案。[16]显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场已经为西方所接受。

通过与苏联分裂后一年多的国际交往，南斯拉夫对于自己能够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损及独立这一点的信心大为提高，进而希望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加强对抗莫斯科的实力地位。在美国方面来说，从1950年的经济援助到随后一年的军事援助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仍然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迟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还拒绝寻求美国的武器装备。1950年10月外交部长卡德尔告诉艾奇逊，这样的要求只会给苏联正在妄图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对于莫斯科发出的含有战争威胁的叫嚷变得越来越紧张，开始倾向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援助来保护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军火从英国运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访问华盛顿的南斯拉夫总参谋长告诉艾奇逊，苏联一心想破坏南斯拉夫的独立，现在的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而是何时会采取行动”。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军事援助的要求。[17]

1951年11月美国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和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把南斯拉夫与西方的关系推到了高潮。对于贝尔格莱德来说，“这项协定的政治意义在于顶住东方的军事压力和冲破东方的封锁”。而杜鲁门则满怀信心地向国会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构成“在东南欧地区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为了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对铁托的军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获得的军事援助已达2.4亿美元。[18]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当然免不了要指责南斯拉夫已经投入帝国主义怀抱，而更多的西方观察家则从相反的角度评价贝尔格莱德对外政策的转轨，特别是在巴尔干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有人甚至预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席位前进”。[19]这实在是一种误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确实非常乐观地看待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改善，并因此而产生了缔结一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巴尔干条约的想法，而且指望铁托能够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所往来。当然，不可否认南斯拉夫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约组织的愿望。1950年2月铁托还把北约看成是一种“挑衅力量”，到1951年秋天美国军事代表团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铁托却已将北约的建立称之为“苏联政策的必然结果”了。只要与南斯拉夫的原则不相违背，铁托保证愿意“在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问题上”与北约组织成员国合作。后来，南斯拉夫对西德参加北约组织的愿望也表示了欢迎的态度。[20]

作为共产党人而又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明知不能与帝国主义联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铁托当时的处境的确十分尴尬，其言论和行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过，总体说来，南斯拉夫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和“积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当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将其拉入北约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越来越大时，确有少数人倾向加入北约组织。[21]但铁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缔结任何条约，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地区性条约。尽管出于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威胁的担忧恐惧和对西方援助的依赖，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但是这一条约并不是那种合乎西方口味的巴尔干条约。事实上，其中一项条款还是专门用来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任何联系的。[22]以后的事实表明，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加强，巴尔干条约的正式签署，与其说是北约组织已经“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宫墙下”，[23]毋宁说南斯拉夫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建立了一块同时与东西方进行周旋的基地。

如果说南斯拉夫国内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加强对贝尔格莱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24]那么对于铁托来说，改革经济和政治体制则是南斯拉夫迈出的通向独立发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对国内政策的改变是从1950年6月开始的。

面对广大农民的不满情绪和急剧恶化的农村状况，铁托在1950年3月的竞选演说中，保证今后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将比较公平地进行，过去执行这一政策不当的地方干部将受到惩处。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项新的农业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进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强调了自愿原则，认为这是组织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且坚持综合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内部实行完全自治的原则。此外，为了进一步把南斯拉夫生产合作社与苏联式集体农庄区别开来，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强调要发展综合合作社——四种合作社中较低级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领域——使之成为整个合作化主要形式。社员对他们带进合作社的土地保留所有权，他们如果愿意，可以在从合作社收益中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以外还收受一笔固定的土地租金作为赔偿。在新法律规定建立的所有四种类型的合作社中，社员都可以保有最高达一公顷的土地留归自用。纵观1950年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传统感情与农业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之间探索一条中间道路。[25]

然而，这项农业改革政策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多数干部当中，传统的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头脑深处，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现的毁灭性旱灾，逼迫政府不得不继续从个体农民身上收取过多的农产品。农业改革因此而步履蹒跚。虽然合作化运动的步伐总体上是放慢了，但苏联集体农庄式的合作社却还有所发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还增加了338个。而地方党组织对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样独断专行。[26]

按照1949年初的规定，个体农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合作社内。于是，1951年便出现了大量农民提出退社的问题。当南共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时，占上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传统派，他们主张对申请退社的农民进行压制。然而，面对普遍出现的农业危机——农民怠工、生产下降、牲畜减少，南共领导人被迫对整个合作化政策进行一次彻底检查。这次检查的重点是再次强调从生产合作社转到综合合作社上，以此作为未来农业政策的基础。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给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未来方针”的指示，强调综合合作社应该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的杠杆”；应该取消国家强制征购剩余农产品制度和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配给制度；建议利用税收来打击“农村中的残余富农”；将在每一个生产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会计制度；对生产合作社进行改组，并解散经营不善的合作社，等等。与这种农业政策的新措施相辅而行的是取消了肉类、牛奶、奶制品、土豆、饲料和油脂的强制收购（但仍然坚持国家征购大量谷物）。[27]

此后，党内以巴卡里奇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内部管理的会计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份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纳了这些改革办法，随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购，个体农民获得了购买农业机器的有限度的贷款；按照土地的好坏、农作物和土地面积征收的纳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些措施仍然不说明农业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铁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演说表明了南共对农业政策的基本观念和倾向：“没有农村中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在我们国家里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28]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农民也继续对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场，其结果导致当年谷物产量已不及战前平均产量的37%。对美国粮食进口的依赖性[29]，以及国际局势的严重性[30]，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更加彻底地重新估计农业政策——看来需要根本放弃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关于“财产关系和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改组”的新法令。这一法令标志着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其中心内容如卡德尔所说：“不能否认，农业合作化运动，首先是农民生产合作社这一类型的合作化，正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内部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