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高级干部）不满，他们没有意识到共产党执政遇到了新问题，对中央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针有强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二是大力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试图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为了促进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需要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说服党内干部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又要鼓励党外人士解除顾虑，敢于向执政党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新式整风运动，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所以他关注的是“思想动向”，主张首先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解决问题。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认为，整风主要还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在于具体政策的调整，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解决影响执政党面临的问题。这种认识的代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同样非常关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认为，“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我们不想好办法，将来要吃大亏”。[105] 为此，他决定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2月18日到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临行前，他向随行人员说明了出行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闹事问题。刘说，“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因此，“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刘的调查范围包括学校、合作社、工矿企业，涉及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城市生活等各个方面，并多次同学生、教师、社员、职工、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地方党政干部座谈，重点是了解执政党在政策、方针上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不同，刘此行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106]

社会分配是农民、工人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少奇对此特别关注，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的问题出在分配上，表现得很尖锐复杂”，“真正做到分配公平，讲清道理，人民是不会闹事的”。[107] 在河南新乡，刘少奇听取地委负责人汇报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对该地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108] 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示：“要很好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比例，以及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109]

农业、手工业改造后，生产经营单位普遍过大，也是农业社和手工业社社员产生不满的原因之一。刘少奇同新乡地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刘还谈到劳动方式，认为“社员劳动一定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可以“实行分组分户小包工，分给社员的农活只要求他几天完成，随便他什么时候上地，有个劳动自由。有很多小活适于个人劳动，不能完全否定个体劳动。和工业一样，农业也可以实行个人负责制”。在河北、河南等地，刘少奇明确提出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并指出：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110]

商业、服务业过于集中经营，给城市生活造成不便和紧张，是引发市民不满的重要原因。刘少奇在听取地方汇报后，主张实行国家、集体、个体几个方面同时经营。在长沙，刘少奇提出：市政建设的大项目，如自来水、电站、下水道等等，需要由国家投资；那些零零星星的项目，如市民住宅、理发馆、商店、电影院等，应该发动群众，可以由群众自己办。在广州，刘批评说：“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商小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他要求国营商业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购，晚间营业，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等等。刘很看重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自由市场对国家有利，可以暴露国营商业的缺点，补充其不足，方便人民。[111]

工矿企业的职工住房紧张，也是各地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刘少奇视察株洲湘江机器厂时谈到了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底子薄，人口多，基建投资大，职工住房问题，国家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今后，集体宿舍还是应该由工厂解决，家属宿舍工厂不能再盖了。凡是青年职工要结婚的，都要他们参加房屋合作社，自己盖房子。工人自己盖的房子，一辈子不用出房租，房子属于自己所有，将来如果调动的话，还可以出卖、出典、出租，本钱可以捞回来。[112]

中小学的办学、中小学生的升学和就业，是刘少奇此行关注的又一个问题。他听取湖南省领导人汇报教育工作后，要求放手让群众办学。刘提出，在农村是社员办学，而不是合作社办学；在工厂是工人办学，而不是工厂办学。“现在除了国家办学校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互助办学，也可以由一些自由职业者办私塾。”对于升学和就业问题，刘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除了再办一些小学、中学，组织学生自学的办法外，还有就业的途径。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可以招收一部分中学生，城市里的服务行业和手工业需要增加一部分学徒和职工外，刘少奇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生的主要方向。[113]

在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在积极制定和颁布各种旨在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的政策和规定。1957年1月11日，陈云便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14日陈云又出席全国农村自由市场会议并讲话，提出要对市场物资供应紧张暴露出来的矛盾加以研究并找出办法。[114]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肯定限制私商措施的同时，指出由于对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带来一些副作用，强调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对于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刺激农业生产、改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的经营管理，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