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海，毛泽东重点谈群众闹事问题。他说，凡是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人民就可能闹事。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类事情，应该看作正常现象，并且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做出正式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两年实行，以三年时间”，“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毛强调，整风只会增加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要民主党派进步，首先自己就得进步，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了，取得了主动，党外人士就会自愿参加，进行自我批评和整风。他们中的左派和中间派会来参加，右派恐怕就不干。现在问题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党内党外隔一层”，“沟太深”，应该“把沟填起来”。最后，毛泽东强调，批评共产党的缺点，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扩大民主是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这是原则。但是还要有灵活性，不能碰到罢工罢课，碰到错误的言论，就拿“破坏党的领导”当挡箭牌。这样，“我们国家的文学、艺术、科学就可能希望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希望就可能达到”。[130]
此行最后一站是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召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并针对党内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看法。如上海干部反映：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百家争鸣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线，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接着，毛谈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的问题：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再如浙江干部反映：“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毛警惕地问：“党外兴奋，党内呢？”听说省委准备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又追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接着不满地质问随行的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声不响。”听说很多人过去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有同感，毛泽东更加生气了：“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131]
这次南方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并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外的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党外传播迅速，党内传达迟缓，党外报纸反应强烈，党内报纸一声不响。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十分不满。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对于当时普遍出现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现象，关注点是不同的，解决问题的主张也是各有侧重。同样是处理“少数人闹事”，同样是整顿党风，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从意识形态方面下手，而刘少奇和国务院领导人则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这一点，从上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就已经可以看出。[132] 不过，这并不说明中共高层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国外有研究者认为，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刘少奇便与毛泽东有严重分歧，并抵制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说。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猜测和推论得出的，而缺乏文献的依据。[133] 仔细研究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言论可以看出，其实他对两类矛盾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同毛泽东一样，刘少奇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问题，群众闹事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而且还有过全面而精辟的论述。[134]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和着眼点不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整风运动，刘和其他领导人都不可能在原则上表示反对。但是，刘少奇一直强调整风是一次学习运动，批判和自我批评也限于党内的和风细雨方式。笔者逐一查阅了刘少奇此期的讲话和报告，发现他几乎就没有谈到过双百方针，更不用说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甚至到
4、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展党内整风
根据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毛泽东回到北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