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触及到现行体制和政策问题。这种触及当然是很有限度的，但执政以来中共领导人还没有如此重视制度的改进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波匈事件的前车之鉴和国内政治经济的某些紧张现实，不能不使他们担心在中国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在二中全会上，表示出这种忧虑的还不止是刘、周、陈。在分组讨论中，各地方和部门负责人都反映了不少问题——住房短缺、电力不足、钢材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还指出了很多官僚化和特殊化的现象——机关层次和人员应该减少，财务、警卫、用车、看病制度必须改革，干部子女需要教育等。大家普遍对这种局面感到担心，朱德说，“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大”，东欧国家的经验值得重视，搞重工业要注意和轻工业的关系。董必武指出，冒进思想不解决，二五计划还会发生问题。西北组在讨论时反映，市场供需有矛盾，兰州衣食供应都紧张，如此下去，难免发生波兹南事件。[14]

仔细阅读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记录可以发现，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插话、讲话和总结报告中。

在刘少奇作局势报告时，毛泽东的插话已经表露出某种不同看法。对于波匈事件起因和性质的分析，中共中央内部似乎并没有分歧。但涉及到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如何处理中共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时，便显露出不同的倾向。比如，刘少奇谈到越南对土改时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泽东插话：“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刘少奇谈到积累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要稳当一点，右倾比“左”倾好一些。毛泽东插话：那要看什么右。[15]

特别是当周恩来、陈云的报告把汲取东欧国家的教训主要归结为实行稳妥的建设方针和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扭转会议的大方向了。于是，他召集了一次小组长会议，并发表讲话。与周恩来“大冒了一下”的估计不同，毛认为成绩是主流，失误是支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工业和轻工业生产都有所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此外，对会上提出的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毛讲话的重心同刘、周、陈的报告也有不同。他说：“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出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至于1957年的经济计划，毛赞同在某些方面做适当压缩，但是仍然重申：“虽然如此，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最后，毛泽东提到阶级矛盾问题和对民主的理解，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应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16] 这显然是针对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社会动荡而言的。

全会最后一天，11月15日，毛泽东作总结报告，更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应该如何吸取波匈事件教训的看法。[17] 首先是关于经济方针，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里。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针对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基本正确，成绩很大，错误不少”的估计，毛说：“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特别是对周恩来、刘少奇有关冒进的提法，毛告诫道：“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因此建议，把国务院预算报告中“稳妥可靠”的讲法改为“充分可靠”。

对粮食、猪肉供应这类民众生活问题，毛泽东也感到问题很大，要求领导干部好好把粮食问题研究一下。不过，与刘、周、陈主张尽量解决人民生活问题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再次强调：“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还指责报纸一年来“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接着，毛泽东又突然提到镇压反革命问题：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为了解放生产力，“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这种莫名其妙转化话题的做法说明，即使谈经济建设，毛也要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针对东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掉，列宁这把“刀子”也丢掉相当多了。就在半个多月前毛泽东还支持波兰人，现在则认为：哥穆尔卡、匈牙利人拿斯大林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因此，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是：“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毛泽东又用很大篇幅专门谈“大民主”和“小民主”问题。波匈事件发生后，基层干部和知识界人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苏联、东欧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胜利后没有建立一个民主制度，中国要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来。11月初，毛泽东委托他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林克到新华社，找国际部主任王飞、副主任李慎之等人座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提出了议会民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分权削权、选举制度以及大民主和小民主等问题。李慎之还具体提出，应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在小学和中学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建立宪法法院等，他自以为这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18] 结果呢？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从来就不是一种制度，无论“大民主”还是“小民主”，都不过是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斗蒋介石、斗地主阶级、土地改革都是大民主，私营工商业改造也是大民主。不过，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借用”这种讲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赞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还要加上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游行。他告诫党内：“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与刘少奇单纯批评大民主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在这里把无产阶级大民主作为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准备加以利用。不过，毛当时并没有考虑采用这种方式解决执政党的官僚化问题，而宁愿采取整风这种“小民主”的方式。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他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里所谓“武力”，就是指公开冲突，就是“大民主”。十年之后，毛泽东终于不得不用这种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而在当时，毛泽东以为通过整风就可以克服官僚主义，解决执政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