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敏感的议论是，人们从一系列国际事件联想到了中国。尽管不少人认为中国党处理问题稳妥，对于斯大林问题比较慎重，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但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国内存在的同样问题。如民主建国会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胥以恒认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证明党和政府工作上有缺点，这应该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33] 与胥以恒的含蓄相比，北京大学气象系四年级学生胡伯威的批评则尖锐得多，也最具代表性。10月27日，胡伯威致信《人民日报》，指责中国报纸对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封锁消息，他说：“报纸应该尊重自己的读者，将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饰地反映出给读者”。“一个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对事物的真实情况的了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实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只有报纸来提供这种自由”。他严厉地指责《人民日报》关于波兹南暴动以及波匈事件的报道“粉饰现状”，报喜不报忧，“令人作呕”。信中表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中国大学生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坚决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发扬，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真正的（不是口头上的）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忠实地遵从这些原则，才能把人民群众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这才对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好处，人民群众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会变得聪明，成熟，有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热爱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来防止和消灭种种可能发生的弊病，消灭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和腐朽倾向。”[34] 胡伯威的来信已经超出当时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程度，但还有更为极端的言论。比如，在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就出现了粉笔写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35]

事实上，知识界和工商界对中共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表露，东欧的动荡不过更加强化和刺激了这种情绪。还在1956年初，自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各部门收到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来信就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至5月底，中共中央及所属机关共收到来信5200件，普遍反映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满。[36] 工商界很多人则对中共给资本家代理人和小资本家定为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有意见。无锡市资本家代理人普遍说，资本家已经固定五厘利息，企业基本上由国家管理，我们在国家领导下工作，靠劳动，拿工薪，再戴资产阶级的帽子，实在冤枉，纷纷要求献出股份、摘掉帽子。南京很多小资本家半年定息只有5元钱，最少的仅一角七分，却为此带上了资本家的帽子。南京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康永仁反映：“摘除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帽子，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37]

如果说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还仅仅是对中共某些具体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波匈事件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局面，则主要表现为农民退社、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这些情形在1956年下半年继续发展，甚至日趋严重。

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报告：数月来，特别是全省大部分农业社转为高级社，并进入秋收和准备年终分配以来，各地不断发生社员闹退社的严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退社农民已达7万余户，已经垮掉的社有102个，正在闹退社的还有12.7万余户。据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与辽宁、安徽、浙江等8个省电话联系，秋收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中，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总户数的1%，多者达5%。正在要求退社的农户比例更大，如浙江省的宁波专区，想退社的占20%左右。另据新华社内部报道，江苏、山东、贵州等省，退社的情况还要严重，有的地区比例高达10%，甚至很多党员都“要求单干”。辽宁、湖北都是农业丰收省份，也同样发生了社员退社的现象。就连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退社的情况。[38]

关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退社的情况，据辽宁省手工业管理局9月29日统计，已正式被批准退社的社员有524人。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全市90％多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参加了合作社，但高潮过后就出现了社员要求退社的迹象。这种情况在目前供不应求的缝纫、制鞋两个行业中最严重。另据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的粗略统计，从2月以来，已经批准退社的小业主有535人。有一个五金联社，退社的小业主涉及到50个基层单位，共计398人。[39]

《内部参考》还报道了大量工人罢工请愿的情况。如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所属的单位，从6月到9月已经发生了6起工人罢工请愿的事件，参加者少则数十人，多则300人。10月29日福州市发生了60多筑路民工集体向市人民委员会请愿的事情。波匈事件发生以后，情况更加严重。到12月上旬，上海轻纺工业已有53个合营工厂1834人因工资和福利问题先后发生罢工、怠工、请愿和其他闹事事件。其中罢工的有10个厂，116人；怠工的有3个厂，60人，请愿的有2个厂，29人，在厂内闹事，包围公方代表，准备罢工、请愿的有38个厂，1629人。[40]

学生罢课、请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9月15日在成都的第二机械工业部所属两个技术工人学校，400多学生开始罢课，要求转学和分配工作。参加者很快增加到800多人，并集体到到四川省委和市劳动局请愿，还殴打干涉他们罢课的同学，随意破坏公共财物，甚至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此外，还有300多人在成都游行示威，向中级法院请愿、控告。至10月底，学校已陷入严重混乱状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