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匈事件后，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确有扩大趋势。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42] 尽管从目前看到的史料，还不能说中国发生的这些事件是直接受到国际风波的影响，但就各地闹事的缘由而论，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危机颇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即都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执政者的强烈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长期受到压抑，一朝爆发，便成烈火之势。

农民和手工业者退社，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管理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经济收入不如入社之前。至于工人和学生的罢工、罢课、请愿、游行，基本上也都是因为工作条件、生活待遇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是出于对基层管理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满和反抗。[43] 纵观各方面的材料，所有事端的起因都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琐事”，就每个具体事件看，规模并不大，程度也不算严重，与波兹南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无法相比，所以当时被毛泽东称为“少数人闹事”。但是，这些事件涉及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却有着大体相同的起因。综合起来看，问题的存在是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性的。中国社会底层的各种困惑、不满、骚动，与波匈事件的震撼和反响交织在一起，在1956年下半年构成了一种虽不过分紧张，但又令人不安的局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确实有些担忧了。

4、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各地发生的“闹事”和社会问题，中共在召开八大时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在中共八大的各项报告以及大会发言中均可看到。[44] 对于前述一些地方党委的报告，中共中央也及时作了批示和转发。如9月29日、10月15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新疆区党委和福建省委的报告，要求各地参照这两个报告，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精神。[45] 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实际上也是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又批转了一些地方报告，并发出一些相关指示或通知。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农业合作社在当年秋收分配中，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包工包产不合理、劳动报酬定额不够准确的问题加以清理，在实行超产奖励、减产处罚的制度时，采取多奖少罚的原则；对入社生产资料作价不合理的问题，也要好好清理一番，把社员应该交纳的股份基金计算清楚，欠交的应该尽力补交，多余的应该分期偿还；对农业社干部的报酬，应该根据本社的具体情况和合作社章程规定，对于不合理的部分加以适当的调整。[46] 11月30日、12月24日，中共中央分别批转河北省委、广东省委的报告，在批示中告诫各地党委，“急急忙忙”让富裕中农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因此让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对坚持退社的手工业者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可以允许他们退出，不必勉强把他们留在社内。批示还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难户的问题，要求从公益金中给予适当补助，必要时可暂时给以土地报酬。[47] 时近年末，中共显然希望通过调整年终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开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粮、请愿风潮，缓和农村基层的矛盾。

在解决农村问题的同时，中共还着手解决城镇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问题。1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手工业合作社社员退社，一方面是自由市场放开后，个体手工业营业“突然兴旺起来”，这对合作社社员是“很大的刺激”，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后，手工业社员收入减少了。文章更多地是批评某些合作社组织，“没有认真执行党和政府关于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分配上先积累，后工资福利，把积累额定得过高，致使社员收入下降；在生产上不顾客观条件，把不该集中的也集中起来，甚至高度集中，社员的积极性不能发挥，业务不能开展，给群众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在小业主的使用上，没有量才录用，或者给以适当安排；在技术手段上，追求机械化、工厂化，把公积金定得过高，处处向现代化工厂看齐。文章提出要对手工业合作社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在检查中发现积累比例偏高的，要适当降低；不该集中而又已集中起来的，要迅速分开；对小业主和辅助劳动力安排得不合理的，要加以调整；工资不合理的，应当适当调整；管理机构庞大的要精简；对其它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也要按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加以改变”。[48]

与退社现象相联系，1956年下半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一个新现象：一些原私营工商业户开起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个体手工业生产也日趋活跃。9月份上海市手工业个体户为1661户，从业人员5000多人；10月份就发展到2885户，从业人员8100多人。广州市9月份一个月内，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增加1100多人。武汉市合作化后，个体手工业者只剩2000人，到9月份又增加到将近8000人。天津、北京、青岛、郑州、成都和广西等省市，个体户和从业人员也是成倍增加。有人认为，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八大后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自由市场，直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使原私营工商业“死灰复燃”。有些干部担心“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又要泛滥了”，这样下去会妨碍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49] 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和态度却有所不同。

12月7日，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批评了中共内部“左”的空气：“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毛承认，公私关系上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还说：“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说到“地下工厂”时，毛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但自由市场和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