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05JJDGJW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B406）。

关于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学术界大体上形成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受到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美国的传统学派和新修正学派都持这种看法。[1]另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注的主要是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战后苏联国力的衰弱使其对外政策表现出保守性和防御性。[2]笔者对战后苏联外交史的研究结论，总体来说，与后者相同。不过，如何分析和认定这种防御性的外交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者之间就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了。笔者认为，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3]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

其实，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曾努力推行“联合政府”政策，主张各国通向社会主义应有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项政策的实施究竟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构想，还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开始实行冷战政策，并彻底放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斯大林为了推行冷战而抛弃了“联合政府”政策，还是因为这项政策的破产导致苏联走上了冷战道路？这是冷战史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判断战后苏联对外政策性质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需要对“联合政府”政策提出及实施的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梳理。

“联合政府”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1942年1月，与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4]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1、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现行协定及有关政府、政党、侨民团体和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的资料；2、根据上述资料研究并整理边界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民族问题，首先是涉及欧洲大陆，特别是涉及与苏联相邻国家的此类问题，国家间组成的联邦、集团和联盟的各种设想，重新分配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势力范围的方案，建立新的全欧或全世界国际组织的各种方案。与此相联系，还应研究和整理有关建立国际武装力量的各种方案、削减和限制武装的各种设想以及在这方面实施国际监督的形式；3、研究和整理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4、研究和整理对于有争议的、在此次战争结束时必须加以解决的领土、民族和其他问题。最后，写出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综合报告。[5]1943年9月又决定，在外交部属下分别成立以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为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以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6]

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指出，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是“安全得以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为此，就必须保持同西方伙伴，首先是同美国和英国的友好的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如果战后初期在欧洲爆发无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