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苏英达成协议，为了报答英国对苏联在罗马尼亚政策的认可，作为交换，莫斯科决定不插手希腊事务。应艾登的要求，7月26日莫洛托夫派代表到希腊解放区，劝说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流亡在开罗的帕潘德里欧政府。9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自行宣布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区已经掌握的政权。[29]9月22日英国政府通知莫斯科，准备近期向希腊派遣军队，以帮助希腊政府。第二天维辛斯基回信说，苏联将继续遵守五月协议，不反对英国向希腊派兵，自己也不打算派遣武装部队到那里。[30]9月26日，就在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希腊人民解放军和民主联盟领导人与希腊流亡政府代表在英国的策划下签订了卡塞塔协定，按照协定，“所有在希腊活动的游击队一律服从希腊民族团结政府的命令”，而“希腊政府把这些部队交由盟军最高司令所任命的斯科比将军指挥”。[31]所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0月与丘吉尔炮制的那个划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著名“百分比协议”，对于希腊而言，不过是确认了既成事实而已。[32]

在北欧几个国家，情况也大体相同。比利时共产党的力量虽然远远不能与法共和意共相比，但到战争结束时，通过抵抗运动，也控制着10万名武装人员，而当时国内的警察只有1万人左右。由于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影响，经过改组的皮埃洛临时政府在比利时历史上第一次吸收了两名共产党员入阁。当1944年10月政府宣布将抵抗运动武装力量有条件地纳入正规军时，尽管比共在具体做法上有不同意见，甚至以退出内阁相威胁，但在盟军驻比部队的压力下，最终还是交出了全部武装。因此，在1945年2月组成的以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为首的“全国团结”政府中，共产党继续保留了两名阁员的位置。在战后的选举和政府组成中，荷兰、丹麦、挪威共产党也都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其原因主要不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而是执政者需要向莫斯科做出友好的姿态。[33]

中国的情况与上述欧洲国家不同，这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亚洲大国。在战争期间，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34]为实现在远东的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核心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35]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了解，尽管早在6月份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36]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本来以为此乃中共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要求所属部队在日本投降之际，迅速占领所有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点，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37]11日，延安总部又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38]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却心如火燎，作为缓兵之计，他接连两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毛泽东对此全然不睬，一面命令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山西各大中城市，一面批准了华中局在上海发动起义的方针，并要求其他城市如有条件也“照此办理”。[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