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    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1.《美国对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反应》(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Bandung Conference of 1955)，沈宗美编《理解与沟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论1946年〈中美商约〉》(On the Sino-US Commercial Treaty of 1946),《中美关系史论文集 第3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The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and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s: the Cases of China and Greece, 1944-1947)，《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1946-1949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若干问题》( The U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6-1949),《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美国对英苏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反应,1943-1944》(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Anglo-Russian Divisions of Balkans in 1944), 《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6.《试论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外交》(Zou Enlai's Diplomacy during Bandung Conference)，《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看法和政策的演变》(A Transition of China's Perception of and Policy toward the Asian Nationalist States, 1949-1954),《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

张盛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1.《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根据俄罗斯新的档案材料)》,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

2.《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3.《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

4.《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根据新的档案材料)》，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5.《1948-1949年苏南冲突原因新探,根据新公布的档案文献》，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1期

6.《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根据新披露的档案材料)》，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7.《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4期

8.《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当前重点讨论的问题

主要研究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三个方面：80年代以中美关系为主，90年代以中苏关系、朝鲜战争为主。

    中美关系：比较早的有资中筠的《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000年再版），宫力的《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近年来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集，包括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主要特点是比较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这20多年来中美关系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事件和冷战时期导致中美关系缓和的主要因素。贾庆国著《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详细探讨了50年代中美和解的可能性及其未能实现的原因。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该书以台湾问题为线索，系统分析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性冲突于妥协，凸显了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延续性。另外有两本值得重视的论文集，其中包括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探讨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成果。一本是姜长斌与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共同主编的《从对峙走向和解：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出版），另一本是赵宝煦主编的《跨世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中的论文的特点是对中国国内政治与对美政策的影响有较多的论述，并比较注重从多边关系的相互影响中，分析中美关系演变的复杂性。这些可以说在研究方法上展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蔡佳禾的《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主要分析了5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封锁和遏制政策。最近牛大勇的关于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即将出版，其中大量运用了肯尼迪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档案关的档案文献。

这方面的研究进行的较早，也比较成熟，目前没有太多的争论问题。研究的重点从中美对抗逐步转向中美缓和。

中苏关系：中苏关系研究在中国比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大体上9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俄国档案解密以后，研究的人比较多了。1995年沈志华与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联合在黑龙江省的同江召开了一次“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战后中苏关系走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1997年10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沈志华联合举办了“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研讨会，与会学者来自6个国家，并由当年中国和苏联领导人的翻译或秘书出席，不但宣读论文，进行争论，而且对当事人进行学术质询，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会后，李丹慧编辑了论文集《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1945至1969年中苏关系的演变》，其中还收集了1996年香港国际学术会议“冷战在亚洲”上的有关中苏关系的论文，可惜因政治审查原因，已经3年了，尚未得以出版。此后比较有影响的是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使用了最新的档案材料，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此期官方史书主要是外交部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前后有3卷，也使用了一些外交档案，但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称得上是学术著作。

有争议的问题较多，虽然并没有都反映在成果中：中苏结盟的必要性，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评价，中共党内的亲苏、亲美派，中苏条约的实际意义，苏联对华援助的评判，匈牙利事件中中苏各自的作用，联合舰队问题，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对苏联专家作用的估计，中苏分裂的责任，毛泽东外交战略转移的形成和结果，中国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在作用等等。影响中苏关系研究深入的两个障碍：档案文献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李丹慧、沈志华最近正在合著《冷战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一书，试图在利用中俄双边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论述冷战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背景及其结果。

朝鲜战争：一个在中国更加敏感的题目。但80年代末中国思想解放和文献公布提供了契机，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柴成文、赵勇田的《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的《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焰等编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除华的著作使用了西方的档案，并主要从大国外交的角度进行研究外，其他著作基本上使用的中国材料，研究主要限于军事历史方面。

90年代初俄国档案中大量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陆续开始披露出来，研究出现四个方面的突破：史料——中俄档案比较；角度——冷战与高层决策；观点——战争的起源和目标、范围——政治、经济和外交。出现了大量论文和专著：沈志华的《朝鲜战争揭秘》（1995年）和《毛泽东、斯大林和韩战》（1998年），使用了中国和俄国双方的档案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但因外交上的原因大陆不予出版，均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陆出版的比较有价值的著作有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三卷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这两部著作披露了中国许多新的档案文献。

朝鲜战争研究的限制不在史料，而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争论十分激烈。战争的起源问题，中苏参与决策的角度和程度，中朝关系的内幕，中国出兵的动机和评价，中国战略的变化及其结果，停战的时机问题，战俘问题，原子弹的威胁和实际作用，细菌武器问题，停战谈判拖延的原因和责任，停战协定签字的政治背景。其中许多问题的讨论由于意识形态或外交原因，无法见诸文字，至少在大陆不能发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朝鲜战争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深入开展。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史、中苏关系史、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等领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在中国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中国学者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特别是对一些涉及冷战史发展重大事件，如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苏南冲突、核武器问题、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阿富汗战争等等，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中国学者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再有，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目前，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该有相应的学术机构通过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目前出现的两个专门研究机构：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以杨奎松、沈志华为首），即将出版《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资料和文献），两本档案文献：《援越抗美斗争中的广西》，《援越抗美斗争中的云南》；华东师范大学以紫江学者计划支持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陈兼为首）：计划中的译丛和冷战档案文献选编。二者均在申请中国社会科学十五规划中的冷战研究项目。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一定能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2002年3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术报告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