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势力和保守观念之根深蒂固，可能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改革的停顿，甚至倒退。这里值得提一下作为直接原因引起1993～1994年俄国档案系统实行紧缩政策的所谓默里斯事件。在哈佛大学进行客座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默里斯，1993年初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译成俄文的越南文件，根据这份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给越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72年在北越关押的美国战俘实际数量是1205人，此数字比当时北越政府公开承认拘押的368名战俘整整多了两倍。这一消息首先被美国新闻界炒做了一番，随后惊动克林顿政府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约翰·维西专程前往河内进行调查，以至引发了一场美、越、俄之间的外交纷争，其结果是在俄国档案界造成轩然大波——俄国舆论出现了对解密档案工作的指责，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主任乌希科夫被解职并遭到指控，刚刚对外国学者打开的档案馆大门重新关闭起来。俄国档案管理部门非但不再公开这种有争议的文件以及与此有关的档案，并鼓励各国学者作进一步探索，以找到能证实或证伪这些俄国文件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新材料，反而封闭了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及其他档案馆的全部有关文件，为外国学者查阅档案设置了种

种障碍，而且有一段时期根本不再给外国学者发放进入阅览室的通行证。有关人士评论说，默里斯事件在俄国引起的反应，几乎使俄国档案改革几年来实施的积极措施毁于一旦。尽管人们相信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这些倒退措施对在俄国建立一个成熟的档案制度所造成的威胁，实在令人沮丧。[1]俄国档案当局对一份解密档案文件的披露做出如此强烈和出人意料的反应，进而因噎废食，实施紧缩政策，说明围绕这份关于美国战俘文件本身的争执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观念和保守意识。同时，这也告诉人们，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重新构建档案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不过，尽管一度出现过上述的紧缩和停顿，特别是加强了对外国学者使用档案的限制，但总体说来，俄国档案制度走向开放的趋势还是逐步向前发展的。

为了加速消除对档案解密的不必要的限制，促进已经超过保密时限的档案文献的解密进程，1994年9月22日，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根据这一命令，成立了隶属于国家保密委员会的苏共档案解密委员会，并确定由俄罗斯国家反间谍局、国外情报局、外交部和档案管理局共同负责制定国家及各部档案馆中秘密档案的保密时限和解密程序。“命令”要求全面检查各单位和部门收藏的1963年以前的档案文件，凡超过30年保密期限的档案一律移交国家的档案馆或档案中心保管。“命令”授权国家的档案馆馆长和档案保管中心主任决定档案解密的有关事宜。“命令”还特别委托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有步骤地组织将总统档案馆保管的1963年以前（含1963年）的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移交给隶属于国家档案局的档案机构。1995年2月20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又进一步做出了关于确定解密程序的决议。[2]

特别是对一些涉及敏感问题的档案，俄政府还专门做出了解密的规定。如1995年2月1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的第160号命令指出：“接受由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档案馆提出并得到俄罗斯联邦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联邦原子能部、国防部、国家反间谍局、外国情报局和国家技术委员会支持的建议，公开截止到1954年官方保存的有关苏联核武器研制历史的档案”。[3]

档案文献发表和出版的繁荣，当然是依赖于档案开放和解密的进程。笔者在1996和1997年两次对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时感到，俄国档案文献的发表已呈现出一种商业化的倾向。虽然在此之前对档案的管理已经加强了，但俄国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都争相刊登档案文献，以扩大其发行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至1996年，已有150余种报纸、杂志和文集发表过各种不同的档案文献。莫斯科街头甚至出现了捷尔任斯基的亲笔信，每封竟要价200万卢布（约400美元）。尽管这一现象有些令人担心，但同时出现的另一种现象则使人感到欣慰——俄国档案的解密和发表逐步呈现出专业化和系统化趋势。在80年代后期《苏共中央通报》停刊后，又出现了《历史档案》、《史料》（《祖国》副刊）等专门发表档案文献的刊物，而《祖国历史》、《近现代史》、《远东问题》、《军事历史杂志》等专业杂志每期也都发表一组档案文献。特别是近几年，俄国图书市场不断推出各种专门的档案集和文献集，仅笔者看到的就有几十种。其中有些档案集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例如仅立宪民主党的文件就出版了6～7卷，而一个喀朗施塔得事件就有厚厚一大本专集。笔者还在1997年莫斯科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了解到，今后几年俄国还将有大量档案集出版，其中仅民主基金会就要出版40卷档案集（已出版3卷）。

最近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据国际互联网上《泰晤士报》的消息，1998年4月1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宣布，俄罗斯总统已下令，对于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斯大林时期已经解密的档案全部予以公开，并且命令将有关30年代镇压的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亲笔写的决定和便条，移交给“苏联大清洗时代受害者平反委员会”。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它标志着俄国档案制度的改革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俄国档案文献的国际利用

俄国档案制度的改革及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利用，不仅是俄国历史学界，而且是国际历史学界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一方面，俄国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出版需要大量资金——这也是妨碍档案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各国学者需要查阅大量档案文献以解开苏联历史上的众多谜团。于是，促进俄国档案开放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便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早在1992年，皮霍亚主持的国家档案管理局及一些档案馆便开始与国外的档案部门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参加合作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芬兰、以色列、波兰、匈牙利、韩国、伊朗以及中国（台湾）的有关单位。

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是俄联邦档案管理局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英国查德威克·希利公司1992年4月签订的跨世纪合作协议。该项目预计在至少5年的时间里耗资300～500万美元，对俄联邦国家档案管理局管辖的3个最主要的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保管的数10亿页档案进行分类、编目，并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料拍成缩微胶卷出版。项目全部结束（估计是2002年）以后，将有一套数千卷的缩微胶卷拷贝连同底片交给俄联邦档案管理局，另一套拷贝将收藏在胡佛研究所。此外，其中重要档案的缩微胶卷拷贝将分别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和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供广大学者自由使用，而查德威克·希利公司则享有这套缩微胶卷在全世界（俄罗斯领土除外）的发行权。作为得到拍摄俄国档案权利的回报，胡佛研究所不但承担了项目的全部经费，并把先进的摄制器材转交给俄联邦档案管理局，还要提供胡佛研究所保存的4000卷有关俄罗斯档案的缩微胶卷。然而，这一项目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使其从一开始就成为俄罗斯许多有关人士的攻击对象。终于，1996年初俄国档案管理机构在一片“出卖俄罗斯历史”的指责声中宣布中止执行协议。幸而此时该项目已经完成了含有700万页文件的2000卷胶片（其中约200多卷目录）的拍摄任务，笔者即得益与此：1996年秋访美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图书馆看到了这些档案文献。在那里，读者只要花费一笔复印费（每页20～25美分）就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文件。当然，也可以直接购买微缩胶卷（每卷100～150美元）。像这样联合制作微缩胶卷的还有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丹麦IDC公司关于共产国际档案的合作项目。

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1993年1月，合作者在莫斯科成功地召开了这样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探讨的题目包括战时合作的破裂、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德国的分裂、朝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柏林危机、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中苏关系、越南战争、1972年美苏首脑会谈等等。各国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都大量引用了最新的俄国档案文献，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但是，1993～1994年俄国档案系统实行的紧缩政策给这一合作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笔者参加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参与组织的1996年香港“冷战在亚洲”和1997年北京“冷战与中苏关系”两次国际会议上，俄国方面提供的档案文件已屈指可数。所幸的是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将所获得的档案文件全部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并开架供各国学者自由使用，笔者1996年便在此复印了数千页档案。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现改名对外政策档案馆）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1992年3月建立的合作项目，是俄国档案开放和利用的另一种国际合作方式。根据这两家机构所签订的协议，诺贝尔研究所为外交部档案馆筹措资金（第一笔资金10万美元），用以帮助改进档案馆最缺乏的基本条件，即建立查询帮助系统，扩大阅览室面积，改善阅览室工作条件，提高工作人员薪水等。与此同时，以诺贝尔研究所阿奈·韦斯塔德为首的4名西方高级学者，以国际顾问小组名义参加了由俄国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外交部档案馆联合董事会。该小组对档案馆的管理事务，特别是档案解密进程拥有很大发言权。1992年3月，这个国际学术顾问小组提出了一套关于档案解密和公布的指导方案。一个月后，俄罗斯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解密和查阅新规则，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套方案。新规则规定，除了那些在解密后有可能影响“俄罗斯安全”或可能给个人造成“危险或精神打击”的档案外，外交部档案馆必须立即对所有超过30年的档案解密。尽管后来对外政策档案馆在解密档案、公布档案和建立查阅系统等方面的工作进展相对缓慢，但国际学术顾问小组的存在，毕竟给这个过去让外国学者望而却步的机构营造了较为开放的气氛，而且这是迄今为止较为持久的一项合作计划。

俄国《历史档案》杂志在经历了30年沉寂之后复刊，也是国际合作的成果之一。该杂志复刊的启动资金是由俄联邦档案管理局提供的，以后这本期刊的出版也渐渐被纳入到胡佛研究所合作项目的学术计划之中。为了确保杂志能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编委会吸收了美国、英国、德国的著名学者和档案学家参加，其中包括胡佛研究所项目的美方代表——胡佛研究所副所长查尔斯·帕尔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员詹姆斯·比林顿。《历史档案》（每年6期）除报道档案工作的进展情况外，主要是大量刊登原始档案文献。此外，以刊登档案信息和指南为主的《历史档案增刊》（计划每年4期）也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杂志。该刊1993年第1-2期刊登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档案指南，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为宪法法院审判前苏共官员所提供的1000多件档案。这140页的指南按编年罗列了从1940～1991年的档案清单，并附有详细的主题和文件名索引。《历史档案》及其增刊已成为研究苏联史学者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杂志印量太少，以至笔者跑遍莫斯科并两次造访该刊编辑部，都未能将这套期刊配齐。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计划出版一套档案指南，详细介绍该馆保存的包括内务部在内的苏联时期各部委的档案文献。这是一套极有使用价值的出版物，因为在检索工具落后的俄国档案馆查阅文件，简直如同大海捞针，而根据这套档案指南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所需的文献。笔者1996年就在该馆借阅了刚刚出版的该指南中的两部：《斯大林特档（1944～1953）》和《莫洛托夫特档（1944～1955）》，并很快确定了数百份需要复印的文件。此后，这套档案指南又出版了《赫鲁晓夫特档（1944～1959）》，计划出版的还有《马林科夫特档（1944～1955）》、《贝利亚特档（1944～1953）》和《内务部与外交部通信指南（1944～1959）》等。此外，计划合作出版俄国档案文献集并已初见成果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的14卷本《共产主义编年史》；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德国汉堡自由大学合作的4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与意大利米兰费尔特瑞内利基金会合作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记录（1947～1949）》等等。

总之，在俄国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各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几年来，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专门讨论俄国和东欧国家档案开放和利用的问题。[4]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们期望并认定，俄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将引起苏联历史、国际共运史、现代国际关系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学科研究的革命。

俄国档案的利用与历史研究

然而，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完全依赖于目前所看到的俄国档案资料，更无法了解和撰写一部全面而真实的苏联历史或相关历史事件。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所以，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案例说明俄国新档案文献的问世如何改变了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轻易使用这些档案文献可能给人们理解过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尽管如英国档案学家詹金斯所强调的，档案的作用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尚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学家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说到档案文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

“文件就是事实这座圣殿里那个装着摩西十戒的大柜。虔诚的历史学家低着头走近它们，用敬畏的音调谈论它们。只要你在文件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然而，只要好好加以研究，这些文件——法令、条约、地租帐簿、政府或议会的报告书、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记——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已认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加工、做出解释以前，是毫无意义的。”[5]

档案文献没有记载的未必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是常识，而在苏联历史中这样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30年代苏联党内进行大清洗时，很多“判决”都是通过电话做出的；战后斯大林与他的政治局委员们经常在深夜别墅宴会上做出许多重大决定，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斯大林晚年与外国领导人进行私人会谈时，根本就不允许作记录，如此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情况，而谁又能说苏联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决策不是在这些电话、宴会和会谈中做出的呢？斯大林的确没有在档案中留下暗杀托洛茨基的指示和命令，但历史学家根据种种事实认定，没有斯大林的授意和首肯，梅尔卡德尔就不可能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参与下（这一点是有档案依据的）对托洛茨基进行千里迢迢的追杀。正如人们不能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发现希特勒签署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就认为这位独裁者不应对这场历史浩劫承担责任一样，苏联历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也不是单纯依靠档案文献做出的。

当然，人们都知道回忆和口述资料有时是不可靠的，其误差足以导致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过去各国学者都依据师哲的回忆，把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间认定为1949年7月2日以后，而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实际上刘少奇在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即6月27日，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了。但另一方面，回忆录和口述材料也往往能够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或纠正其谬误。无论在中国档案还是在俄国档案中，至少到今天都没有发现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会谈的记录，研究者不得不谨慎地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尽管师哲、康一民和费德林的回忆各不相同——来恢复过去的史实，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就必然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档案文献与口述、回忆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在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这就是，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尽量利用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穷源。其实他不应该忘记，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确如卡尔所说，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近几年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在1947年苏南冲突期间，苏联党和政府致南斯拉夫的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中，充满了对铁托和南斯拉夫背叛社会主义道路的指责。如果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档案文献认为苏南冲突的起源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就会做出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因为更多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表明，在当时所有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是最接近苏联模式的。而要探寻苏南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必须冷静而耐心地在这些文件之外和这些文件所隐含的内容之中去发现更有价值的材料，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另外，有些档案材料是相互矛盾的，或许它们都是真实的，但毕竟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才使人们陷入了迷宫，这就需要通过考证、分析来辨明真伪或探明原因。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国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人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恰恰是这样深入的研究，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对史实的认知中，即使是同一件档案文献，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发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而反映这一事件的某个和某些档案只是表达了当事人和文件拟定者对问题的主观认识，历史学家在使用档案时又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例如，对1949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讨论是否应该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往来电报，就有很不相同的理解。俄国学者发表这些文件是想说明，斯大林同意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并没有企图阻止中国继续革命的动机。但也有一些学者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发现了此前苏联驻华使馆为苏联参与调解国共关系而频繁活动的证据，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再来品味斯大林的电报，就会看出斯大林最初的本意是要排挤美国而希望由苏联单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人，只是在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后，才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必须把这些档案文献放到当时的复杂背景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凡此种种说明，俄国档案开放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样说丝毫不是否认档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谨慎使用档案的必要性。如果在苏联封闭档案文献的昨天，人们侧重于呼吁开放档案和利用档案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俄国档案已经大量面世的今天，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如何使用档案的问题了。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6]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