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冷战国际史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80年代以前，东方[3]各国，包括中国的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4]。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5]。
在冷战结束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其首要原因在于，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6]。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序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7]；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苏联、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8]。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于1991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1992年7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该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9]。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10]。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国、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学者[11]。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12]。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提高各国学者在互补和交流中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力造成了人类社会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要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21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和发展的世纪。因此，推进和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还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的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等问题[13]。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利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独到的贡献。
再有，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目前，利用第一手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出现[14]，而有了这样的基础，就便于我们的学者组织起来搞合作研究，同时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及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作为一个有兴趣、有热情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出版社，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将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能够反映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学术研究具有导向和组织的功能。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尚未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和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5]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丛书总序
[1]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2]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yahoo一个网站中即有“冷战”网址91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11.7万之多。
[3]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4]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9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5]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当美国出现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6]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7]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8] 约翰·盖迪斯1997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9] 这包括：1993年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95年7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96年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97年10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98年6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10] 该刊物已出版11期，其主要内容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看到。网站：yahoo，网址：http://cwihp.si.edu。
[11] 据我所知，自1993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12] 我和李丹慧仅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7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13]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1997年美国才出版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Diane Kunz的Butter & Guns: American Cold War Economic Diplomacy。
[14]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收集、整理了万余件俄国解密档案，共34卷约1700万字，拟于2000-2001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
[15]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文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