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加入了冷战史研究的国际行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很少进行关于冷战历史的专门研究，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3]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人们对于“冷战”概念的理解有些偏差。那时，在中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笔下或言谈中，极少使用“冷战”一词。[4]即使偶尔提到，也仅仅被看作一项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国际现象。[5]更不用说，由于人们在“冷战”中只看到了对抗，而没有看到缓和——尽管缓和本身就是冷战的主要内涵之一，因此，总体上说来，“冷战”在中国只是一个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6]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关冷战史研究的学术论著频频出现，专题讨论会年年召开，在此基础上，一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已经逐渐形成。先后成立的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就是在中国大陆北方和南方的两个研究基地，而北京大学的《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每年两期）和华东师大的《冷战史研究通讯》（不定期）正在成为这一专业研究的重要园地。
冷战国际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一个新领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和突破。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就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通过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 档案利用在中国遇到的挑战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其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7]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8]
另一方面，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地导致了研究基础的扩大：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东欧各国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字，引入世界论坛[9]；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学者们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外交思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或者反过来，从国际的角度，即一种能综合反映东、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10]
与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公布重要档案文献的时间并不晚。早在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开始编辑、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这套重要文献的问世，曾引起国际学界的震动，并令人感到欣慰：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使历史档案得以走出神秘的光环了。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发现，虽然中国的档案文献集出版了不少，[11]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也陆续增多，[12]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近年来的俄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中国虽然公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30年的解密期，但其开放程度还很有限，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各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开放。据说在1998年档案法修订和公布以后，有关机构还下达了“十不准看”的内部规定，照此排列下来，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就所剩无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主管部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是无从了解的。不过，最近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传来：外交部的档案将于2003年上半年对社会公开，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希望外交部档案馆此举会推动各部委乃至中央档案与社会和学界见面的步伐。[13]
其二，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例如，官方修史者都说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11笔，约56.76亿卢布，其根据是经贸部的档案记录。但据笔者考察并对比俄国资料，应是13笔，共66亿卢布。因为当时中方的统计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同时，贷款中用于经济建设的份额也不是23%，而是不足5%。[14]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的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件或某些档案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为可怜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例如，笔者在黑龙江省档案馆的遭遇就令人啼笑皆非：已经开放并允许复印的档案还要外交部专门出具公函才能得以利用。[15]
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的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还是重在为社会提供和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16]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面对21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的。
二 更加广泛地利用国外档案
中国在几十年冷战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十分重要，诚如美国政治学家所说：“冷战时期，中国是处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交叉点上的唯一主要国家，是双方施加影响与显示敌意时的主要目标。”[17]因此，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冷战史，自然也离不开使用美国、俄国的历史档案。在中苏关系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在斯大林时代，中苏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会谈，从来不允许中方做记录。[18]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利用国外档案，并非没有需要排除的阻力和障碍。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利用美国档案研究中美关系已经习以为常，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令人不解的是，利用俄国档案研究中苏关系却经常受到某种政治上的指责。俄国和东欧各国历史档案的披露，将冷战国际史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国际上研究中苏关系以及冷战史的学者，无不力求使用中苏双方的档案文献。[19]可是在目前的中国，要把已经有各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刊行的俄国档案文献翻译和出版中文本，却显得困难重重。即使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为数有限的俄国档案文献，因为在个别问题上与中国历史文献的说法有出入，竟然轻易地遭到了人们的“围攻”。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1995年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国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20]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且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于是，很多中国学者对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21]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人们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国档案的真实性，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或指责性文章，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22]这种学术氛围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历史研究的。[23]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的重点课题，《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已经由社会科学文献社出版（内部发行），这当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24]这套文献集选编了自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译自俄国档案原件。尽管规定只有局级以上行政干部和高级研究人员才能购买，但相信还是会对苏联史、世界现代史和冷战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的。当然，对于目前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而言，这一点点翻译、整理工作实在只是九牛一毛，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经政治审查而被禁止出版——这包括130万字的中苏关系档案和80万字的朝鲜战争档案。而这些暂时无法刊行的档案文献，恰恰都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特别需要的史料。
目前，俄国民主发展基金会计划出版的40多卷档案专集以及其他文件集正在陆续问世，其内容之详尽，令研究者欣喜若狂。[25]例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的《20世纪中苏关系档案集》（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ⅩⅩ Веке），仅第4卷（1937-1945年）即有16开两大本，共收入文献830件，其中1945年的文献单成一册，共233件，包括了从雅尔塔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中苏关于同盟条约的谈判，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及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全部内容，而且注释完整、全面。关于这方面的英文和中文档案，美国外交文件集（FRUS）和台湾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已经发表了许多，如果再充分利用这批俄国档案，难道不会把对战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转轨及中苏关系走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吗？
大量引用东欧各国的档案正在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时尚。目前在世界上有三个较有影响的冷战史学术专业刊物，除《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外，还有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俄国研究中心编辑的《冷战研究季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编辑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三个英文刊物中，东欧各国档案文献的译文和利用东欧档案撰写的论文正在逐步增多。特别是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正在进行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即收集、整理和翻译华沙条约各参加国的有关档案文献，而参加者均是从这些国家聘请来的学者（包括一名中国学者），相信他们的工作将对冷战史研究做出令人瞩目的贡献。
[1] 该刊物目前已出版到12/13期，不仅免费邮寄给需求的各国学者，其主要内容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下载，网址：http://cwihp.si.edu。
[2] 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冷战史新研究”的译法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6-24页。
[3]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75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11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及其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4] 笔者翻遍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外交文献，其结果是“冷战”一词的出现不过4-5处。
[5] 参见周恩来1955年7月30日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7页）；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00-201页）。
[6] 关于这一点较为详细的论述，参见陈兼：《关于中国和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第23页。
[7]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俄国主要档案馆情况简介》，《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近代中国》（台北）第140期，2000年。
[8] 在这方面，美国历史学家Vojtech Msteny主持的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NATO and Warsaw Pact）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详细介绍见：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一辑），2002年3月，第174-176页。
[9]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的论文和档案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如俄国学者I.V.Gaiduk关于越南战争的专著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1996），中国学者牛军与美国学者M.Hunt合编的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 1920-1960, 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Approaches（Washington D.C.，1995）。此外，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书也将由美国的M.E.SHARP出版公司出版英文本。
[10] 前引Gaddis那本专著的书名，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11] 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已出版27卷）、《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周恩来军事文选》（4卷）、《彭德怀军事文选》等等。笔者最近获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推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修订版）和《毛泽东年谱》（建国以后部分）。
[12]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机构根据档案文献编撰的各种年谱、大事记和传记。
[13] 目前外交部正在积极进行开馆前的准备工作，第一批档案开放到1955年，以后逐年向后推移。
[14] 详见沈志华：《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5] 1998年4月笔者和李丹慧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得允查阅和复印有关1950年代中苏关系的档案，但临走时却因“复印档案过多”而被扣压达数百页，条件是要外交部出具公文才可放行。
[16] 有些外国同仁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中国学者能提供新的档案文献，显然是有些苛求于中国学者了，他们大概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
[17] 安德鲁·内森、罗伯斯·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18] 在中国的档案中，刘少奇和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只能通过参与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反映出来。
[19] 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S. Goncharov, 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该书附录中刊印的中国档案文献就有70余件。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也是利用中俄双方档案资料论述中苏关系史的典型著作。
[20] А.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я А.И.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с.102。中译文发表在《国外中共党史动态》1995年第5期和《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
[21] 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2] 就笔者所见，唯一在刊物上公开认可这些俄国档案并对此情况提出个人见解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马贵凡。见马贵凡：《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之我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
[23] 笔者曾在莫斯科就此事询问列多夫斯基，他说俄国档案中确有这些文件。后来这两份文件在俄国刊物上全文发表了。见А.Ледовский,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Сталины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сс.117-122。中译文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至此，这场笔伐才算结束。
[24] 笔者已将所收集的俄国档案原文（包括未翻译的部分）复制了一套，存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供一般读者随时查阅和核对。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已经组织力量翻译这批档案，学者们都在翘首以盼。此外，陶文钊和牛军主编的三卷本《美国对华政策文献选编》（300余万字）历经数年努力，目前也已经交稿。这些都说明，利用国外档案文献从事历史研究本是学者们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