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披露和发表的各国档案恐怕是最全面了。正是由于美国、苏联和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出现，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一个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韩国学者对此也做出了很大努力。韩国本身的档案文献已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将战争中缴获的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1]韩国学者还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文献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这些文件当然也是研究朝鲜战争不可缺少的史料。此外，韩国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利用国外档案，还可以对中国已经发表的档案进行鉴别。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国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经过这种对比和鉴别，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2]

当然，对于国外档案也存在一个鉴别和比较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或情况不熟，任何一方的会谈记录都可能出现差错，如果不进行比较和鉴别就直接引用，那么，当事人的失误就会转变成学者的错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曾于1998年将越南档案中收藏的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中国与越、老、柬等国领导人的77个谈话记录译成英文发表。[3]中国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和翻译了这批文件，并经过与中文记录（未刊）对比，发现其中不乏互相不符之处，当然许多属时间、地点、人物记录有误，但也确有不少当时国外记录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讲话的本意，以至错记或漏记了一些内容。[4]试想，如果在研究中不加鉴别地直接引用档案中毛泽东等人的讲话，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总之，利用双方档案研究双边关系，利用多方材料研究综合事件，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 可以充分加以利用的地方档案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各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出发点，因此研究者重视国家级档案的公布和利用，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如前所说，这方面的工作目前在中国颇有困难，而学者又不能守株待兔。于是，查阅和利用地方档案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所谓地方档案，包括省、市、县及一些大企业和机构收藏的档案。从管理制度上讲，学者（包括国外学者）查阅这些地方档案相对容易一些。当然，这与管理者的观念和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研究者可能遇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关系学在这里也是十分起作用的。就笔者的接触和感受而言，在地方档案馆中，管理比较规范、观念比较开放的，应首推吉林和福建，云南、广西也不错。

在冷战史研究中利用中国的地方档案，旅美华人学者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足先登了。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在研究美国实行对华经济封锁问题时，发掘出大量上海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材料，而奥荷马大学的翟强教授在讨论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关系时，也使用了江苏省等地方的档案，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5]

在地方档案中，固然缺少有关决策方面的史料，但作为中央档案材料的补充，却有大量决策的结果，以及决策后各地贯彻执行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是冷战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笔者在研究19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一课题时，到吉林、辽宁、福建、内蒙和新疆档案馆查阅档案，惊喜地发现，那里保管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外国专家局有关苏联专家问题的各种规定和通知，以及各地专家工作开展的情况通报，从聘请专家的程序和手续、如何接待专家、为专家来华所做的准备工作、在发挥专家作用方面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等等，直到对苏联专家衣食住行的安排和规定，样样俱全，面面俱到。此外，笔者在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厂、包头钢铁厂、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等大企业的档案馆（室），也得到了许多有关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具体资料。[6]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活生生的地方档案材料，对苏联专家在中国这个题目的研究，只能是简单的说教和空洞无物的政治性分析。

实际上，地方档案的利用并非只能起到某种补充作用，有些课题的研究，比如某些具体事件或涉及某一地区的问题，只有利用地方档案才能开展。为了弄清1962年伊塔事件真相以及中苏关系在新疆地区的特点，1998年笔者与李丹慧自费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伊犁自治州查阅档案，并走访了当地的党史、公安、外贸等部门，收获颇丰，不仅有馆藏的档案文献，还有一些部门整理的工作报告或编写的背景材料。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对新疆中苏关系的特点和伊塔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7]再有，为了研究越南战争期间的中苏关系，李丹慧还在铁道部档案室伏案工作多日，利用那里的档案文献，弄清了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中苏之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的具体过程。[8]

就中国的范围内而言，台湾的档案管理和开放应该说是走在前列了。笔者承蒙陆委会和中央研究院邀请于2002年6-8月到台湾做学术访问，收益匪浅。无论是在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还是在国史馆，无论是在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还是在外交部档案库，所到之处，无不为其周到、热情的服务所感动，同时也感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档案管理手段和档案利用观念正在融入东方大地。尽管有些部门（如外交部档案库）的繁复手续难免使短期访问学者心焦，但毕竟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原始材料。特别是台湾学者最近编辑并公开出版的4卷本《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更是令大陆学者感叹不已。

从目前中国档案管理的整体状况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发掘和利用地方档案，恐怕也是冷战国际史研究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方面，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与云南省档案馆和广西自治区档案馆曾签订合同，共同编辑有关援越抗美的地方档案文献，现在，《云南与援越抗美——云南省档案文献选编》一书已经进入编辑和出版程序。类似这样的项目如果多一些，相信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也将进一步拓宽冷战史在中国的研究领域。

四 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的相互印证

在历史研究中，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和方法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利用当事人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台湾学者已经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绩。[9]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来说，运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在冷战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不确定的伙伴》及《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等专著，就利用了大量对中国和苏联当事人的采访记录或回忆录。[10]

口述史料的功能首先是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目前找不到或无法看到有关的档案文献。因此，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

其次，与档案文献相比，当事人通过其个人的感受对当时的场地、语境和景况的描述，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对档案文献进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呆板的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美国学者黛博拉·凯佩尔在研究苏联在华专家这一课题时，就把俄国有关档案文献与专家本人的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在莫斯科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法，凯佩尔招徕了30多名曾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他们的回忆和感受，加深了作者对俄国档案文献的理解，也使得作者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场面的描写显得生动活泼。[11]此外还有一件趣事很说明问题。笔者和李丹慧曾在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难道解放十几年了，新疆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才得知，从三区革命时期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12]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解释，学者只能去猜测个中原因了。

尽管口述史料很重要，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作为历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和简单地使用口述史料，因为人的记忆是会出现误差的。如果研究者没有运用档案文献对回忆史料进行鉴别或核查，那么就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误会。这方面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毛泽东公开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是在6月30日。过去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发表这一宣言，是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13]因为根据1991年出版的当事人的回忆，刘少奇是在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14]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问世后改变了这种看法。俄国学者公布的档案“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15]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16]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了。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所以，毛泽东的宣言实际上是对他非常满意的会谈结果的回应。后来中国公布的文献也证实，刘少奇一行是6月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的。[17]

如果仅仅以当事人的述说为依据做出历史判断，的确是危险的。在冷战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很令人生疑。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18]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19]然而，刘晓的说法漏洞百出，就连赫鲁晓夫访华和炮击金门的日期都说错了，关于经苏联顾问转告苏国防部的说法在逻辑和情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几年以后，又有外交部官员写到：炮击金门“事先曾通过苏联在我国的军事顾问通报了苏联当局”。[20]不知是作者看到了刘晓的回忆，还是本人也有如此记忆，但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对此，不仅苏联当事人的所有回忆录都没有这种记载，而且也没有任何档案文献提供依据。对于这样的口述史料，作为研究者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即使一时没有找到相应的文献，至少也应核对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21]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乔·奈（Joe Nye）和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提出“批判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这一概念，所强调的就是将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与档案文献的鉴别和学者的研究相结合，对所述史事做出多方位的分析和批判。[22]这种方法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尤其重要，无论中美、中日，还是中苏或中越，两国之间都曾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敌对历史，因此，当事人的回忆不免带有时代的印迹。只有通过对比来自双方的口述史料或将口述史料与档案文献进行比较、鉴别，才能对史实保持一种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判断。近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口述历史项目”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最近，北京大学史料研究中心正在与日本学者商讨，拟收集一些冷战时期日共中央总部的档案文献，同时对日共中央领导人进行采访。如果能够立项，对于日本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与日共关系的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如1997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共同举办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持人专门邀请当年毛泽东的两名译员李越然、阎明复和苏共中央两名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杰柳辛（Л.Делюсин）、库利克（Б.Кулик）到会，当场解答与会六国冷战史研究者的问题，收到很好的效果，并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又如，在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1969-1979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美双方几任大使及有关当事人会聚一堂，与两国学者共同讨论当年打开中美关系通道的历史过程，也在学界传为佳话。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通过这种互动式研究，可以弥补各自的缺陷：以访谈录补充档案文献遗漏、缺失的内容，或给文字资料补充血肉，使其立体、生动起来；以有关的档案文献材料订正口述历史的差误，或为回忆人遗忘的部分做接续和补白；最后由学者对档案文献和访谈记录进行综合整理，勾勒出史事的背景，并做出客观的评述。这无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五 档案文献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

“冷战史新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国际合作，这尤其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在俄国档案制度改革方面出现的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国际大合作是空前的，各国学者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关注着事情的进展。[23]几年来，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会聚一堂，专门讨论俄国和东欧国家档案开放和利用的问题。[24]在这个问题上促成国际合作的原因和结果是相同的，即人们期望并认定，俄国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将引起苏联历史、冷战国际史乃至20世纪世界历史等一系列学科研究的革命。

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其本身内涵决定的，也是90年代以来东方各国档案文献相继开放的现实促成的。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探索，都需要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这方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做出了贡献，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做法：一、在不定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上，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俄国、中国和前东欧国家关于冷战的历史档案文献，从而促进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二、召开专题国际会议，并通过会议组织相关国家的学者从不同国度和角度为与会者提供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25]其结果不仅有利于学者个人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国档案的发掘工作。三、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学者。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26]最近，北约与华约平行历史项目也申请到一笔基金，专门资助中国和东欧学者前往美国或欧洲收集有关档案资料。通过这种做法，既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也使同一专题的各国档案在不同国家得到传播和利用。

中国学者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例如，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上海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韩战研究会，自2000年起，每年组织一次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双边学术讨论会，而且要求每次会议都能提供一些档案文献作为讨论的基础。目前，中国学者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冷战史研究课题组也在尝试进行这方面的合作。今后，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更应该在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合作上多下功夫，这也是作为学者力所能及的工作。

归纳起来一句话，今后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想要进一步向前发展，就必须加强档案文献的广泛收集和综合利用。这些方法看似简单，实际运用起来却并非易事，其制约条件，学者的努力程度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能否提高人员素质、加大资金投入、改革管理制度、改善政治环境等一些最根本的方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新世纪无疑将面临重大挑战。对于这个挑战，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中国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而且更要求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与此相应，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将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尚未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和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发表于《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