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苏联在以往从未正面对三八线作过肯定或否定，只有1950年10月2日维辛斯基在大会政委会上驳斥奥斯汀语“就没有所谓三八线，这是一条想象的不存在的界线”。讽刺美国时而肯定时而否定，称“如无什么边界存在，就没有什么边界分开的两个国家，也就没有什么侵略之说。”
3、以往各方正式建议中只有美国正式提到三八线——去年6月25日美国提案中提及“北朝鲜部队撤至三八线”。
4、美英印各方有关三八线之言论：……（下略）
这里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都值得认真琢磨，而我的注意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其一，关于把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战争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从历史进程看，朝鲜战争与台湾地位和联合国席位问题本来是互不相干的，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由此在客观上把这些事情搅在一起了。
根据俄国档案记载，1950年10月上旬斯大林鼓动中国立即出兵朝鲜时也提出了令中国人动心的台湾问题，他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л.65-67）中指出：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毛泽东决心派遣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未必就是斯大林这番劝告起了作用，但此时台湾问题肯定是毛泽东思考的因素之一。既然美国借口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激发了中国人的革命斗志和民族感情，那么利用朝鲜战争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某个有利时机解决这个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
根据中国外交的这个报告，中国出兵朝鲜以后，在外交上一直没有提出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席位问题。但随着军事态势越来越有利于中朝方面，中国对和平调节冲突的要价也逐渐攀升。1950年12月12日亚洲十三国提出组织三人委员会在朝鲜安排停火建议的同时，有人提出了召开七国会议，制定关于和平解决远东现存各种分歧的建议。12月22日周恩来发表声明，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随即中朝联军便突破三八线，占领了汉城。于是，在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五项原则意见的报告，其主要内容为：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停火实现以后，一切非朝鲜军队将按适当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在朝鲜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决议；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议案立即被转交给中国。1月17日周恩来答复联合国时，正式主张把这三个问题合并解决。然而，由于中国拒绝了联合国提案，加上随后军事形势逆转，特别是联合国2月1日通过了指责中国为“侵略国家”的决议后，台湾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再也没有人理会了。当然，即使中国当时接受联合国1月13日提案，台湾和代表权问题也未必能够顺利得到解决，但至少可以使中国在外交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并获得相对有利的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正如报告指出的，在苏联的四次提案或声明中，“始终是就朝鲜论朝鲜问题”，除两次提到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外，“从未把台湾问题及我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相关提出”。看起来，中国出兵朝鲜以后，斯大林就缄口不提台湾问题了，尽管他曾以此为由力劝毛泽东卷入战争。而到1951年6月23日马立克发表苏联关于和谈的建议时，提出台湾和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机会和条件早已烟消云散了。
其二，关于三八线的提法问题。外交部的报告及相关其他材料反映出，中苏对三八线的态度是反复的和变化的。当朝鲜人民军向南方挺进时，这条线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的；当美国军队仁川登陆成功以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三八线上，认为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而美军是否越过这条线，则成为中国决策出兵的底线；当志愿军向南朝鲜胜利进军时，中国又声明这条政治地理线已不复存在；当联合国军大举反击而中朝方面要求和谈时，苏联的建议则再次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总之，形势有利时就不提三八线的问题，形势不利时就以三八线为依托。不仅中苏一方如此，美国方面其实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在研究朝鲜战争双方的法理依据时，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请苏联帮助印制了第一批人民币
我在外交部档案馆中还看到一份有趣的文件，可以说明新中国建立之初对苏联的依赖程度。1952年12月18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他把下面的文字打印成照会形式，于12月29日交给苏联大使潘友新或参赞顾德夫（109-00195-01/）：
……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分批交货的大致期限。至于货币的各种票面的具体张数和交货期限及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的道理，将由张闻天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苏联财政部负责洽商，并加以说明。三元券和五元券图案即派人送去。由于改变订货而使苏联政府遭受的损失费，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偿还。
这个文件告诉我们，人民币最初是由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的。由于缺乏其他的相关材料，我们无法描述出苏联帮助印制人民币的详细情况，但是可以知道，当时新中国贫穷落后的程度，就连印制货币这样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作，也不得不委托苏联帮助完成。同时，这个情况也了表明那时中苏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国对苏联的信任程度。
50年代中苏在国际舞台上紧密合作的又一例证
1950年2月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毅然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以后，中苏两国便开始了紧密的全方位的合作。这种合作既有军事的——如苏联派空军部队帮助中国沿海城市进行空防，苏联空军在朝鲜上空作战掩护志愿军后勤补给线等；也有经济的——如中国向苏联提供西方禁运的橡胶和稀有金属，苏联大规模向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等，更有外交方面的。由于新中国当时尚未加入联合国，又缺乏在国际舞台上开展工作的经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了十分重要的帮助。例如在联合国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时，在伍修权副外长到联合国讲坛参加美国侵略行为的辩论时，在旧金山会议讨论签署战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上，苏联都想方设法配合中国采取行动，在外交领域充分体现出中苏的同盟关系。这次，我在外交部档案馆又发现了中苏外交合作的新的例证。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和事先的约定，应该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解决签订和约，彻底结束战争的问题。为此，在1954年1-2月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外长柏林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应召开有中国外长参加的国际会议，以制定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的措施，签订朝鲜战争和约及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经过激烈的争论，达成了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的协议。由于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柏林会议期间及其前后，积极向中方传达苏联的意图和设想，传递会谈的情况和消息，并通过中国向越南转达意见，同时，还详细地向中国外交人员讲述国际会议的惯例，以及参加会议的注意事项。这些情况，在中国开放的外交档案中均有所反映。
1954年1月23日，苏联驻北京大使尤金转交给中国外交部一份苏联政府关于柏林会议的通报材料（109-00396-01/1-2）。这份文件告知中国，苏联代表团受命在柏林会议上提出召开法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国外长会议的问题，并争取将这一问题列为柏林会议的第一项议程。苏联代表团建议的具体内容是：
第一：“鉴于巩固各国人民间普遍和平和安全，以及解除新战争威胁的必要性，并鉴于为发展各国间政治、经济关系，创造有利条件的必要性（这些都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认为有必要在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召开法、英、美、苏、中五国外长会议，以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刻不容缓的措施。”
第二：建议在一九五四年召开全世界普遍裁军会议。
同时提出措辞大致如下的建议草案：
“关于召开全世界普遍裁军会议。
美、英、法、苏四国政府本着巩固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愿望，并认为必需采取措施以减轻各国人民因扩张军备而担负的军费重担，特达成协议如下：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将采取联合范围内的措施，以便在一九五四年内召开全世界普遍裁军会议。无论联合会员国和非联合会员国均得参加这次会议。
四国并一致同意，实现普遍裁军措施的计划应该和解决原子武器的问题联系起来。”
文件还特意通知中国，“预计在柏林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将就原子武器问题交换意见。苏联政府将提出讨论苏联关于各国无条件禁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建议。”“苏联代表在和美国代表就禁用原子武器程序问题交换意见时将从如下观点出发，即在今后关于原子武器建议的实质问题进行谈判时，作为五强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应被考虑。”
1954年2月4日，尤金大使又向中共中央转交了一份关于柏林会议的材料（109-00396-01/5-8）。在这个材料中，苏联首先通报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杜勒斯虽然反对苏联的建议（指召开五国外长会议——引者），但他却间接地确认，美国不得不估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同时杜勒斯也曾表示，为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他们可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会晤。
在同苏联代表的私人谈话中，杜勒斯在答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时说，美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一个对待美国采取敌对态度的国家，美国并且认为不能以提高这个国家的国际威信的办法去加强这个国家。杜勒斯又说，他只容许事情按这样一个程序发展，即开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上要有一定的行动，然后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接受它进入联合国。这里应该指出，杜勒斯在回答苏联代表团批评蒋介石的意见时，并没有说过一句袒护蒋介石的话。
同时，这个材料也指出：“西方国家虽然仍然不同意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干脆拒绝这个建议在政治上和策略上都是于他们不利的。这个问题本身还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是大大加强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如今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关于朝鲜问题，苏共中央简要地介绍了西方三国的各自态度：
谈到朝鲜政治会议问题时，杜勒斯说，他的意见是，与其开这样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会议，反而不如根本就不开它。他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容许在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而美国同样也不会容许在南朝鲜存在敌对势力。在谈话中，杜勒斯曾企图试探，我们是否主张朝鲜中立化。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代表未作任何表示。